武侠小说作为中国小说类型中极为重要的一大类别，长期以来受到了诸多的非议。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部分新文化运动的作家对之极其不满。瞿秋白说：“武侠小说化解了人们的斗志。人们期待着英雄，垂下了一双手。为什么？因为‘济贫自有飞剑仙，尔等安心做奴才’”。茅盾更是断言：武侠小说是“纯粹的封建思想文艺”。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新中国建立以后，武侠小说被彻底禁绝达三十年之久。时至今日，大陆无数专家，学者仍然以谈武侠小说为羞。
但是，无数自居正统的人物不能理解的是，于五十年代初在香港、台湾出现的“新派武侠小说”，二十多年来席卷大陆市场，以不可抵挡之势迅速赢得了数亿中国人的喜爱。“金庸”这个名字更是家喻户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一批文学博士、评论家、教授为二十世纪杰出小说家排名，金庸名列第四，超过了以前人们熟知的茅盾，郭沫若等人，从而掀起了一场关于通俗文学地位的大争论，九十年。许多人不禁静心而思，武侠小说在历史上，究竟该有怎样的地位？金庸武侠到底写了些什么，有什么价值？它为什么能引起掀然大波？本文即从武侠小说发展史入手，分析其原因。 一．武侠小说的流变。
有人曾给武侠小说下了一个定义：武+侠+小说=武侠小说。还有人认为，武侠小说可以无武，但不可无侠。
侠的起源，最早见于《韩非子》：“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西汉太史公首创《游侠列传》。他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采，不既信，不信言，义者取焉”。司马迁认为，侠的特征是正直，重情，讲义，不畏强暴，锄强扶弱，不图报答。《史记》中有关游侠、刺客的史传散文，叙述了一大批有血有肉，形象丰满的侠客，也成为武侠史传最早的完整篇章。
汉魏六朝的神怪笔记小说，为后世神魔，剑仙武侠提供了想象的空间。
延续至唐代，因“传奇体”短篇小说的兴起，武侠性质的小说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唐代武侠开始注重情节的发展，人物的传神，文采的变化以及环境的渲染。许多小说今天读来，仍拍案称奇，神思万里。如《虬髯客传》中的风尘三侠的悲欢离合，《聂隐娘》中的神奇变幻等等，小说人物生动，结构严谨。唐代武侠为后世武侠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宋元明时期的中国小说的成型期。话本小说的大量兴起，为白话武侠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从某种程度上说，《水浒传》是一部武侠性质非常浓厚的小说。
《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种种英雄行为，将“侠”的的本质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义薄云天，锄强扶弱，义无返顾。鲁智深拳打镇关西，大闹野猪林；武松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宋江义释晁天王……体现的都是一种除暴安良，义薄云天的侠士之风。《水浒》更将详细的武打描写引入书中。如武松的“玉环步，鸳鸯腿”。《水浒》为后来的武侠创作提供了一个模本。金庸的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明显可以看出其中有《水浒》的影子。
明末到晚清，公案小说大批涌现，如《施公案》、《七侠五义》等。但小说中的侠已经成为辅佐清官、明君，为民除害的“带刀侍卫”，缺少侠的个性和飘逸。从武侠小说创作的技法来说，已经日趋完善。
民国以后，是旧武侠创作的高峰期。作者身份各异，小说水平良莠不齐，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李寿民（还珠楼主）、王度庐、向恺然等人。李寿民的《蜀山剑侠传》开武侠千古未有之奇，作者神思骋怀于宇宙之中。他以剑仙、神魔描绘出一个班驳陆离的神怪世界。王度庐的《铁骑银瓶》系列，哀艳婉约，玉娇龙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为后世作家写情开辟新路。
武侠小说发展到民国，已经表现出不可避免的消极面。它描绘出的侠义、剑仙世界远远背离现实，以纯粹的消遣吸引读者。更严重的是，许多涉世未深的少年沉溺于中，不能自拔，社会消极面很多；当时民族正处于内忧外患之际，当务之急是放下不切实际的空想，救国图存。在这种背景下，武侠小说理所当然受到一些专家，进步人士的抨击，这种观点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一直延续到了后来。
平心而论，这些批评有其道理。可是，批评者的态度正如新文化运动一样，把传统文化的精华不加分析地一笔抹杀，全盘否定。他们太过于注重文学的宣传、鼓动功能，注重思想、主题的深刻和教化作用，忽略了文学作品的娱乐、消遣功能，对民间大多数读者的爱好闭目不见，统统归之于流俗，并且依靠政治命令强行封杀，最终造成了极大的恶果。
可是，武侠小说作为中华艺苑的一支，是无可禁绝的。它扎根于民间，它在传播中华文化，维系海内外同胞的血肉关系，功不可没，它满足了社会大众的景仰重情重义，救人水火的侠义行为的心理，它体现出社会弱势群体对公理、正义的向往和追求。因此，武侠小说在台湾、香港一脉得以保存，并且推陈出新，达到了前无古人的高度。香港、台湾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武侠小说家，金庸则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二.金庸及其小说
金庸的出现，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上，不能不算是一个奇迹。在他描绘的武侠光环下，中国古往今来无数小说家、文学家黯然失色。因为有了金庸，无数评论家不得不对武侠小说另眼相看，重新认识。金庸使这种向来为“正统”不耻的文学体裁，真正踏进了“高雅文学”的殿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