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研究房地产问题名气日盛的经济学家、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接受了《上海证券报》记者的访谈，在访谈中他认为，工薪层期望房价下跌、实现购房梦“不太理性”。他认为：“平抑房价很重要的一条，便是民众对住房消费应该持有一种清醒、理性的态度。很多‘房奴’也许不能体会，幸福作为一种生存方式，并不在于急切地期待拥有，而在于从容地不惧失去。”钟伟先生这种观点，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也曾有相似的言论。但以我看来，工薪层的期望恰是最理性的，比钟伟先生们理性得多，只是由于在非理性的经济、社会环境中，工薪层的理性只能陷于无奈的境地。

当购房成为工薪层普遍的追求时，就一定不是一个偶然意义的市场心理问题，而是必然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这样思考问题应该是最基本的学问方式。但是，钟伟先生们没有这样去研究，没有去发现普遍的购房追求中的社会根源。这个根源是什么呢？这个根源直接的表现是人口自由流动中的不自由迁徙制度。在今天的中国，人口流动已经可以达到基本自由，但是，人口流动并不等于人口迁徙，中国根本没有做到人口的自由迁徙，而只有代价非常大的有限迁徙。一个四川人可以到北京长期工作，但他只是个流动人口，而不能因此就将户口迁进北京，他的人身被法定地羁押在四川，成为一个分裂着的人。当一个北京人迁移到四川，忽然思乡心切，试图迁移回北京，他回到北京生活时，即使他如果说着一口流利的北京话，也不过是在北京的一个流动人口了。如果要将自己的流动与迁徙一致起来，租房行不行呢？不行。虽然买了套房子并不等于可以实现迁徙，但房子是实现迁徙的必要前提，因此，他就必须要先买房。当一个人想实现自己的人身迁徙自由时，他是绝对理性的。

在人口的不自由迁徙制度底下，是人口的社会等级制度。这种社会等级制度是非常复杂的。从中心城市到中、小城市，从城市到农村，户口对人身的羁押也规定了每个人的社会等级地位。曾经令全国很多人痛恶的上海人对“乡下人”的态度，是很突出的社会等级制度在文化上的一种体现，曾有那么多上海居民，不管对方是什么身份，一律地把其它地区的人看作是“乡下人”。我过去经常跟父母去常州市亲戚家过节，哪怕16岁到上海打工定居的父亲仍然是一常州话，但从他嘴里经常吐出来的，不是“回常州”，而是“回乡下”。前几年我一个温州老板朋友，尽管他一身的穿戴价值上万元，但仅仅因为没有带身份证，路经上海想游览几天时，即使他掏出许多现金和名片证明自己不是“盲流”，因为说出的地址是温州农村，仍然被当作“乡下人”收容了起来。要从下等的“乡下人”改变为“上海人”，怎么办？就必须解决户口问题，因此，也就必须在“上海”先买套房子。当一个人想提升自己的人身等级时，他是绝对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