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是一种态度

　　■ 对话

　　新京报：近年来你作品中批判现实的力度已经减弱很多，是因为生活太安逸了吧？

　　梁晓声：这种批评毫无疑问是正确的。现实主义不仅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态度。但是当下我们现实主义批判的深度和广度都受到限制，这恐怕不是我自己的问题。还有一点原因就是，我本身担任的其他社会职务，会使我关注社会的眼睛不再是单一的小说家的眼睛。比如当我想代表一些人说话时，可能就直接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发言了，这种发言可能更有力度，更快捷。

　　新京报：你的知青文学作品，在表达理想主义的同时，是不是也失去了某种客观和真实？或者说，有所保留？

　　梁晓声：我明白你的意思，事实上我有意无意地把这一代人的总体形象理想化了，我较少用重笔来写一些“坏人”，至多写到那种处于分裂状态的人物。

　　新京报：为什么要写那本《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梁晓声：1997年我看到，贫富阶层的差距已经拉开了，当时人们总会以为，谈到这个问题的人就是想倒退，想回到平均主义的大锅饭。我个人觉得，如果这不是有意攻击的话，显然就是无视社会现实。所谓贫富差距，首先不是说富人有多富的问题，因为富人多了，对国家没什么不好。而是穷人有多穷的问题，我们在贫困线下的人口有多少的问题。其次就是，先富起来的这批人，对社会所做的贡献，几乎可以说等于零。他们认为，纳税就是回报社会了，有些人还不诚实地纳税。到1997年，我了解到的情况，已经让我觉得不吐不快了。

　　新京报：但是你对富裕群体的了解是否不够全面？他们中也有很多人诚实劳动、合法致富。

　　梁晓声：对，有这个问题。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应该说那种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致富的阶层才刚刚出现，或者说第二代私营企业家崭露头角。我对这些人的了解和评价都很不够，这也是现在看《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所存在的缺憾。

　　他者的目光

　　●张闳（同济大学教授）：“文革”后，国家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公众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务实，越来越物质化。而对“红卫兵”、“知青”运动的否定，同时也包含着对一代人青春的否定。所以才会有梁晓声这样的作家，他们试图通过文学重新在“知青”生活中发掘激情和理想光辉，让那些在新时代并没有得到多少利益的普通人，在对昔日时光的回忆中重拾青春理想，以赢得自我肯定。这是一个善意的动机，是一个浪漫主义的旧梦，一个“一无所有者”的精神鸦片。

　　●陈晓明（北京大学教授）：从新时期之初的知青文学，到后新时期的市场批判，梁晓声的同代人都转身离去，只有梁晓声，以笔为旗，始终不渝，冲锋陷阵，一往无前。如果说80年代的“新时期”梁晓声秉持肯定性的历史理性主义态度，那么在90年代———在文学史叙事上被称之为“后新时期”的阶段，梁晓声更倾向于站在平民主义立场，对现实展开锐利的批判，被誉为平民和弱势群体的代言人。尽管梁晓声不太注重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变化与探索，有时他的激烈批判性也会让人心存疑虑，但梁晓声的写作无疑有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品格，这种品格使其他的疑惑微不足道。 DIV.pagePicker{padding:5px;}.pagePicker A.pagePicker_page{color:#000;padding:2px 6px;border:1px solid #CFCFCF;margin:2px;}.pagePicker A.pagePicker_page:hover{color:#fff;text-decoration:underline;background:#0063DC;padding:2px 6px;border:1px solid #CFCFCF;margin:2px;}.pagePicker A.pagePicker_first,.pagePicker A.pagePicker_next,.pagePicker A.pagePicker_last{color:#000;padding:2px 6px;border:1px solid #CFCFCF;margin:2px;margin-left:10px;}.pagePicker A.pagePicker_first:hover,.pagePicker A.pagePicker_previous:hover,.pagePicker A.pagePicker_next:hover,.pagePicker A.pagePicker_last:hover{color:#fff;text-decoration:underline;background:#0063DC;padding:2px 6px;border:1px solid #CFCFCF;margin:2px;margin-left:10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