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日本近代文化运动中的意义》(战前篇) ，严绍 著，载于《日本问题》，1989（1）

近年来，日本政治文化生活中接连发生了一系列有着内在关联的事件，比如编写美化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教科书，无视宪法第九条[1]，向伊拉克派兵等，小泉纯一郎先后六次参拜靖国神社，等等。

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得所有关注中日关系、关注亚洲乃至世界局势的中国人无不忧虑和愤慨。究竟是什么形成并支撑着日本颠覆历史的战争认识？这既有外交、政治、经济层面的原因，也有哲学思想、文化教育层面的原因，而且各种原因之间错综交织，相互牵制和影响。政治、经济的原因通常容易引人注目，军事、外交的原因也总是显而易见，而思想、文化的原因却往往是更为内在的、深层的，同时也是更为根本的。文化层面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就是几经变异的日本儒学在民族文化心理上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由于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以及相比之下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严重滞后，许多中国学者在总结日本现代化的成功经验时，提出了“日本实行的是儒家资本主义”、“是儒学推动了战后日本的复兴”等日本儒学肯定论，一些人还为此著书立说。但是，这种认识存在着极大的偏误，这是对儒学进入日本之后的演变轨迹缺乏认识所致，是对整个日本近代文化运动的发展历史缺乏认识所致。实际上，恰恰是日本儒学与国粹主义的同流合污，成为天皇制政治体制的理论基础，并最终充当了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战后，日本儒学仍然继续充当着修正主义历史观的内在依托，成为抹杀战争罪行的重要工具。

中国的儒家思想大约在公元5世纪初就传入了日本。日本涉及中日思想交流的最早文字记载便是儒家经典的东传，成书于公元712年的神话及传说《古事记》和成书于公元720年的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均记载，百济人王仁曾于应神天皇16年将一批中国典籍带入日本，其中包括十卷《论语》和一卷《千字文》。[2]此后，中国儒家思想经过日本民族心理的长期浸润，在表现形式和实质内容方面都逐步日本化，形成了符合日本民族心态、代表日本社会集团利益的日本儒学。因此，改造之后的日本儒学与中国儒学之间已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首先，儒学自进入日本伊始就被作为某种可资利用的意识形态工具而与本土文化生长在一起。中世纪时期知识人所提出的“和魂汉材”的文化战略，正体现了二者之间的这种结合关系。而支撑起整个日本本土文化主干的，是原始的神道思想。因此，日本儒学一个极为突出的特征，便是与神道思想的结合，这使它与中国儒学有了本质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