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有人评价说：“就金（庸）、梁（羽生）、古（龙）来说，他们达到的高度不一样，取得的成就不一样，不在于他们自身的学识不同，也不在于他们所处的环境不一样，而是他们创作的态度不一样。金庸写书，是为社会而写的，因此他的小说没有固定的读者要求，不论十几岁的少年，还是六十几岁的老人，他们都喜欢他的小说。梁羽生写书是为出版社写的，出版社的编辑一般都是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的学者，因此他对所谓的情节并不看重，看重的是文字及欣赏的美感。他们愿意出这样的书，但他们都不太在意社会和读者是否也喜欢这样的书，所以梁羽生的书写得很美，很有传统味，但读起来，总有那么点不足，可您要说他具体不足在哪里，却也不是一般人可以指出的。而古龙呢？是为市场而写书的，古龙写书，是为了赚钱，为了生存，所以他写的书是为了迎合读者的口味，他的书情节是很引人入胜的，但要说社会性，就差了一些……”因此原作者说：“所以一个人所要达到的高度及所会取得的成绩，和他的学识及环境没有多大关系，在于他创作的态度。”

　　我认为这篇文章的作者的眼光是很独到的。一个人的成功，当然需要一定的天赋，但我想，天赋并不能真正左右一个人的事业和前途，能左右一个人一生的是态度。有句哲言说：“如果我们做的什么事失败了，没有其他原因，而是我们的努力不够。”我想再在这句话里加一句：“或是我们的态度不端正。”王献之的“十八缸水”的故事，无疑告诉了我们成功的秘诀。

　　我记得在〈景德传灯录〉及〈五花正义〉两部佛学典籍中都讲过这个故事，那就是关于“人生三大悲哀”的事，都说人生的三大悲剧是：老来丧子，中年丧偶，少年得志。前两悲，不用我说，大家都会明白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悲剧。可后一条，明白的人就少了。读过王安石那篇〈伤仲永〉的文章的人理解可能要快一点，没看过的人理解就要慢点了。而且许多年轻人甚至说：“少年不得志，老来得志又有什么用？”我想，这种态度，起码就不是一种认真的态度，起码就不是一个搞学问的态度。如果说态度决定一切的话，这样想的人能在学问上做出多大的成就，那也就不言而喻了。

　　现在我们在回过头来说“情花刺”，应该说这世上是没有所谓“情花”这么一个植物品种的，当然也就没有“情花毒”这种毒了。可“情”却绝对是一种毒，比所有毒药还要毒的毒。金人元问好就写了一篇脍炙千古的名词：“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没有经历过真正爱情的人来说，是读不懂这阙词的，没有感受过柔肠寸断的人，是绝对体会不到其中的意境的。当然现在的年轻人，发育都提前了，据说幼儿园也就有了谈恋爱的事，小学生的包里也赫然有了避孕的工具和药物。但对感情的理解与体会，不到二十岁，是不会真正认识到的。一个人中了“情”毒，怎么办？要死当然就不用多说办法了，但要活下去，要解了“情”毒，用什么药？非“断肠草”不可，非得经历了心碎肠断的岁月，方能渐渐从感情的泥潭中爬出来。现代的年轻人纵然聪明，纵然能想出一个“情花毒”来，可它的解药是“断肠草”的，可能没有一个人会想到。

　　小小一个毒药与解药，也有这样深刻的道理，由小观大，金庸的博学，可见一斑。如果说金庸是个太阳的话，这个比喻是再恰当不过了，因为当你越走近他，你就会越发觉他的耀眼，金庸也是一座大山，当你真正走到了山脚，你才会发觉你根本不可能跨越。

　　前两天，有朋友给我谈到金庸，我讲了这些，又看了现在社会上的一些“新武侠小说”，我想到这些，昨天晚上我去九阳村溜达了一下，看到了许多评论金庸的文章，我也跟着凑凑热闹，写了这篇评论。

　　张九龄有句诗说：“登高声自远，何须籍秋风。”就用这句诗与所有的侠友共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