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冒出“快餐文化”这样一个词来。记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也是不知不觉的冒出些新鲜话，比较出名的有：“不管黑猫白猫，逮得到老鼠的就是好猫。”“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效益。”等等，不一而举。我知道当时是百废待兴，强调功利，强调实践，强调效益，无疑也是正确的。可打那开始，人们的头脑里的观念就或多或少相较六七十年代有了些变化。最主要的有这么几类：

　　其一，有钱才是硬道理，只要你这钱不是偷的（偷也要偷个人的才算可耻，能偷国家，那是本事。）不是抢的，不是卖毒品来的，基本也就没什么罪可言，这时候，大家都明白了一点，有没有知识并不重要，关键是得有钱。所以王朔在《编辑部里的故事》里就有了句名言：“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那时候谈知识是没用的，学知识更危险（因为有文化大革命的前车之鉴），除非你的知识能换钱，我记得那时候的作家也赶时髦，什么事能赚钱就干什么，比如柯云路，都知道他是个很有才气的小伙子，可为了钱，他也开始为别人写什么《大气功师出山》之类的东西（我觉得他这本书有点武侠味，也算是另类武侠或新武侠吧。），写小说的可以来这招，写诗的没法了，就来什么朦胧诗，什么印象派、意识流的诗也就来了。我记得当时的《星星》诗刊有这样的诗：“我对着大树撒泡尿，让它，回归自然。”然后就这话重复了三遍，还美其名曰“具有阳关三叠的味道和意境，”还有什么“喊声铁匠，打把锁，送给我的老婆，顾红柳。”这样的东西也是诗。这些东西本是闹剧，可没想到居然也影响了我们的武侠，于是温瑞安先生就有了这样一个错觉，认为大陆喜欢这样“疯疯癫癫”的东西，他不好说这是受了“功利主义”的影响，只好说高举“武侠求变”、“改革武侠”的旗帜，在小说中也开始模仿“朦胧诗”，开始玩一些文字游戏，还美其名曰：“让读者看起来更有动感。”“他——从——楼——上——跳——下——来——了！”这样的东西也就来了，当然我这破折号还不是他写的，他是一行一字，让人看是文字掉下去了，而不是人掉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