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四年九月十五日，乾隆梓宫入葬东陵胜水峪被称为裕陵的地下玄宫。随其葬的有后妃五人，分别是孝贤、孝仪两位皇后，慧贤、哲悯、淑嘉三位皇贵妃。就其葬人数而言，与康熙陵相同，是为数不多的。

早在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十一日，乾隆就降旨：待自己入葬之后，在为其建造功德碑时，要仿照新修的明代长陵碑亭式样，发券成造，其规模大小，不可超过景陵制度。但是乾隆崩后，嘉庆六年破土动工的裕陵大碑楼，却违背他的遗愿而完全仿照康熙帝景陵大碑楼的规制建造了。这一点是乾隆生前没有想到的。

尽管嘉庆在碑楼的建造上违背了乾隆的意愿，但从他亲手为其父御制、乾隆第十一子、清代著名书法家成亲王永(乾隆皇帝第十一子)书写的洋洋洒洒4300余字的碑文中，却对乾隆大加颂扬，称他“兼尧舜禹汤文武孔子之勋德，帝王以来未有若斯之盛者也”。同时还称他“四德无违，十全有，文谟武烈，丕显丕承”。此时的乾隆已被吹捧成一个十全十美的历史完人。

要把乾隆说成是历史完人，当然是嘉庆等人的一厢情愿和不切实际的粉饰。不过，就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大清王朝在乾隆实际统治的六十三年(乾隆元年—嘉庆三年)中，不论是文治还是武功，均取得了非凡成就。就乾隆本人而言，他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确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从乾隆十二年 (1747年)对大小金川用兵开始，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第二次用兵廓尔喀时为止的40余年间，他曾大规模用兵十次。当廓尔喀之乱被平定后，乾隆志得意满，亲书“御制十全记”，大肆吹嘘其盖世武功，并将“十全记”的石刻置于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前，与康熙平定西藏的碑文并立，企图与康熙大帝并驾齐驱。在后世看来，乾隆无论怎样地自喻为“十全老人”和“古稀天子”，但就他一生创立的基业而言，无论是扩疆拓土，平定内乱，还是发展生产，增强国力，仍然无法与康熙大帝相匹敌。

尤其让后人耿耿于怀和颇有微词的是，由于这位风流天子的追蜂引蝶，游玩取乐，滋长了大小臣僚的好大喜功，奢侈浪费、贪污腐败的风气，为贪官污吏创造了借口和培植了繁衍生存的土壤。整个乾隆朝，从皇帝到臣僚再到大小官吏，就是在这样一种吹吹打打、热热闹闹的放纵、贪欲和一次次的折腾中，使大清的元气受到极大的消耗，帝国航船受到重创，使好不容易出现的“康乾盛世”，迅速衰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