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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广州的老同学那里，并没有呆太久，不到半年，我就辞职不干了，我去了上海，在一家小公司谋到了份差事。这一次，我记得很清楚，我第一个写信告诉骆桐，我到上海工作了。

骆桐收到我的信高兴极了，很快把电话打到公司来，声音极甜而温柔地说：“叔叔，谢谢你这么挂记我，以后上海有你，我会觉得更亲切。”我听了，有点发懵，我不是为她来上海的，我只是为了谋生。

我工作得很勤奋很认真，不久以后，掌控这个公司的那个矮个子的上海男人，就把我提拔成部门经理，他说：“我不喜欢你们那地方的人，特别刁，不过你跟他们不一样，你很务实，我喜欢。好好干，你会有成绩的。”

我一直不知道于蓝在家自学了会计的课程，并且考取了会计证书，直到她把彬彬托付她母亲，来上海应聘会计岗位，并且应聘的就是我所在的公司，我才知道，原来她为了生活，一直不曾停止过努力。

于蓝面试表现极佳，很有被留下来的可能，那个矮个子的上海男人对我说，将来发展下去，我总有一天会进入高层管理，但是我妻子在公司做了财会，我就不能在公司高层管理任职，要不然，只有我妻子不在这家公司做会计。

我看到于蓝兴致勃勃的样子，和自信满满的神情，我没有打击她，我让她进公司做了会计，而我自己，开始关注报纸上的招聘广告，准备另谋出路。都说树挪死，人挪活，既然在这家公司干下去，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不如去别家，兴许有一日，还有功成名就的可能。

骆桐大四的那一年，我辞职去了另一家公司，应聘做了部门经理。我准备好好努力干一番，挣到钱在上海买一幢房子，和于蓝结束租房的日子，再把彬彬接到上海来受教育，我们从此成为上海这个城市的居民。

我没有想到的是，骆桐大四毕业后，没有答应骆伯和骆婶的要求回家乡，她留在了上海，应聘到我所在的公司，做了策划部的文员，和我成了公司同事。

而且，她再也不叫我“叔叔”，无论是在公司碰面，还是下班以后偶尔一同用餐，她要么称我为“丁经理”，要么不下称呼，只是用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看着我说话。

我有一次开玩笑问她：“小桐，怎么大了反而没礼貌了？不知道叫叔叔了？”她的脸就蓦地红了，她小声嘟囔道：“贪人家便宜贪了这么多年，我以后才不叫叔叔了，你看上去，至多能当我哥。”

我笑了，说：“真的么？难道叔叔越过越年轻了？”她的脸就更红了，说：“你一直就年轻，从来就没有老过，以前是你欺负我，贪便宜卖老，让我叫叔叔，以后，我可再也不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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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于蓝租住的房子，靠近于蓝就职的公司，而远于我所在的公司，所以我每天要在城市的公交上浪费几个小时。骆桐刚参加工作时，和一个女孩合租了一个房子，但是她后来搬了出去，自己租了一小间，地点刚好在我的住处与公司之间，所以后来几乎每天上下班，我们都坐同一辆公交，说说话，聊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