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房价持续上涨，举国上下对房地产行业倾注了巨大的关注。这个现象有它背后的逻辑，即人们有意无意地将房价高涨这样一个经济问题引申理解成居者是否有其屋的社会问题。而实际上，这两者是两件相互独立的事。

住房产品与衣食一样，既是商品，又是生活必需品。归属一般商品的部分，应该由市场决定交易价格；归属必需品的部分，在市场之外还须由政府提供基本保障。比如，作为非生活必需品的大闸蟹可以涨到500元一只，但作为必需品的米面不能卖到500元一斤。

放眼全球，没有一个国家完全依靠房地产市场来满足所有国民的住房需求，就如同没有一个国家通过抑制大闸蟹之类非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来保障穷人的温饱一样。即便是美国、英国、中国香港这些经济自由化程度最高的经济体，其政府也承担着向中下层民众提供基本住房保障的责任：或者由政府直接提供低价租售住宅，或者建立公积金制度，政策各有不同，但着眼点都是让市场与社会保障各自起作用。所以在香港和东京这样房价历来高昂的地方，并没有伴生出严重的社会与政治难题。

但从近一两年政府调控房价的措施看，我们并没有吸收上述行之有效的经验。去年轰轰烈烈推出的“国十四条”，甚至细致到规定中小户型在土地和房屋供应总量中的比例，这相当于逼迫房地产开发商来承担中低收入民众的住房保障之责。上月底由央行和银监会联合出台的房贷新政，也是逻辑依旧，只不过此番将同样的责任推给了商业银行。比如，新政对民众购买所谓“第二套房”设置了信贷壁垒，这显然有悖银行作为企业追逐商业利润的冲动。这个新规定能被银行贯彻到什么程度，看看去年开发商的“对策”就能预见得到。

向城市中低收入民众提供基本住房，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推进各种政策配套。但在根本上，只有政府厘清自身责任与市场机制的关系，承担起应尽责任的同时放手原本属于市场的事务，诸多产业难题才具备解决的必要条件。要知道，市场有其自身的规律，远非行政调控能左右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