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对西学的钻研和兴趣是全方位的。他在宫中设立实验室，试制药品，学会了种痘，在他的子女和宫女们身上实验后，效果很好，立即推广到蒙古。为了解人体解剖学的知识，他还亲自解剖了一只冬眠的熊。在黄河、淮河、运河交口的大堤上，他指着东流的河水，耐心地向当地负责管理水利的官员讲解如何计算水的流量。他甚至还在中南海丰泽园内试验起了杂交水稻，居然比今天的世界“水稻杂交之父”袁隆平还早了三百多年！　

　　　　康熙晚年组织的两项全国性的重大科技工程，影响深远。一是组织全国优秀的天文数学家，集体编纂了一部我国科技史上具有很高价值的天文数学乐理丛书《律历渊源》；二是移天缩地，组织人实地勘测绘制了著名的《皇舆全览图》。它是我国第一次用科学方法绘制的地图，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的西欧各国的所有地图都更好，更精确。

　　　　康熙当政的时期，西方器物纷纷传入中国，成了皇室和贵族中的时髦，一时间出现了西学、西艺盛行的局面。康熙对他的洋教师们可谓恩宠备至。在宫廷拨给他们专门的房间，提供一切必需品，甚至在外出巡视时，康熙也常常带上教士，同住一顶帐篷，同吃一桌饭菜，解衣推食，不嫌琐屑。1692年，康熙在国内颁布了对天主教的解禁令，鼓励更多的传教士来华。1693年，康熙皇帝又特地派遣传教士白晋回法国，带去了给法王路易十四的礼品，并且进一步表示，希望招聘更多的传教士来华工作。这段“蜜月”期中，西洋传教士们如鱼得水，欣喜若狂，满以为通过西学的吸引力可以顺利推进他们伟大的传教事业。南怀仁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曾经上书罗马教廷，请求速遣传教士来华：“凡是擅长于天文、光学、力学等物质科学的耶稣会士，中国无不欢迎，康熙皇帝所给予的优厚待遇，是诸侯们也得不到的……”

　　　　康熙对西学的满腔热情，不仅在中国宫廷掀起一股空前的热潮，在西方也不胫而走，引起很多人关注。1697年，德国的著名思想家莱布尼茨惊叹道：

　　 “我认为，康熙帝一个人比他所有的臣僚都更具远见卓识。我之所以视他为英明的伟人，因为他把欧洲的东西与中国的东西结合起来了……他以其广博的知识和先见之明远远地超过所有汉人和满人，仿佛在埃及金字塔上又添加了一层欧洲的塔楼。”

　　　　然而，果真如这些洋人对康熙的评价那样神奇吗？既然康熙皇帝和彼得大帝都是向往西学善于吸收新鲜知识的帝王，为什么俄国走上了世界强国的发展道路，而我们这老大帝国却日渐衰败？为什么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出近代科学，而中国却依然在蒙昧落后的状态中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