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东方的另一位大帝——康熙皇帝在废止禁海令三十二年之后，又重新下达禁海令。一度开启的大门，被重新关上。直到两百多年后，中国再想与西洋平等交往，已力不从心，被欧洲战舰的大炮轰开国门。

　　　　很明显，康熙与彼得比起来，缺少的是这样一种认识：从思想上重视西学的兴起及其对历史将会产生的影响，从制度上为其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因而他对西学的热爱，不仅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于事无补，而且自身也成为无本之木，昙花一现。这样的败笔，康熙应该负起怎样的历史责任?

　　　　在这方面，1944年邵力子先生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对于西洋传来的学问，他(指康熙)似乎只想利用，只知欣赏，而从没有注意造就人才，更没有注意改变风气；梁任公曾批评康熙帝，‘就算他不是有心窒塞民智，也不能不算他失策’。据我看，这‘窒塞民智’的罪名，康熙帝是无法逃避的。”

　　　　在道德与文化的王国里，康熙要维护的是帝王的权威和儒学的至尊。中国传统社会向来以学问高低作为评判个人修养的道德标准。而在几千年的封建官僚本位主义影响下，早已形成了“谁的官帽子越大，谁说的就是真理”的思维定势。屁股决定脑袋，同时也决定发言权。“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康熙研习西学，从主观上讲，不是为了经世济民改造中国，促进社会发展，而是唯恐汉人因学问而轻视满洲贵族。为了当科学问题的“最高法官”，炫耀作为最高统治者“断人之是非”的神奇能力，成为他学习西学的原始动力。他的亲躬西学与“垄断西学”、压抑民智不无关联。余秋雨先生在《一个王朝的背影》中说，他惊叹于康熙醉心西学的同时，对“国学”并不排斥，事实上值得商榷。康熙对西来的传教士和思想学术，必须以不触动中国传统文化习俗为前提，凡是他认为有违孔孟之道，有悖“圣人以正常百行之大道，君臣父子之大伦”，“与中国道理大相悖谬”的，他的态度就是“禁之可也，免得多事”！

　　　　对与西方交流可有可无，对国际事务懵懵懂懂，在这种前提下，对康熙这样的帝王来说，容纳传教士和西学，纯粹是一种恩典，一种优遇，而不是认同于世界潮流大势的需要。他并不支持传教士向中国的广大学者介绍西方科学，也不积极鼓励中国学人参与中西文化交流，从未派人出国考察。他对西学和西技的根本态度，只是“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无论多么先进的科学仪器，只能戴上华丽的镣铐，被深锁在紫禁城的深宫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