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不久即收到鲁迅、茅盾联名发来的祝贺电报。鲁迅在那封《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也三次提到毛泽东，对毛泽东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表示赞同；鲁迅还在信中对毛泽东表示“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这些对尚处于国民党“围剿”中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应该是很大的鼓舞。

其次，举起鲁迅这面文化大旗，无疑增强了中国共产党方面的精神文化力量，也就增强了与国民党在文化方面抗衡的力量。后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谈到十年内战时期有“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毛泽东也是引鲁迅为同志的。理所当然地，毛泽东把鲁迅的方向确立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如此看鲁迅的作用，自然得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如此之高然而却极为公允的评价。

再次，也是很重要的一点，鲁迅的文章让毛泽东折服。毛泽东本人就是文章大家，他对鲁迅的评价也是别具只眼。鲁迅的小说、散文、旧体诗，一般人都不难认识到其文学价值，但对于其杂文，特别是后期杂文体现出的马克思主义价值，一般文艺评论家恐怕就很难认识到了。应当承认，毛泽东对鲁迅后期杂文的推崇，在鲁迅研究上是有开创意义的。也许正因如此，毛泽东对鲁迅关于写作的主张格外重视。1942年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报告中多次提到鲁迅，在推荐的4篇文章中，鲁迅的一篇列在列宁、季米特洛夫之后，毛泽东本人有关文章之前，并作了详细讲解。毛泽东是把鲁迅当作导师向全党推荐的。

从1956年春到1957年春，围绕着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毛泽东在与文化界人士谈话、党内讲话中多次提到鲁迅。1957年3月8日，毛泽东在同文艺界代表谈话时曾设想鲁迅在世的情况：“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这三十三个题目，他一讲或者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这一时期毛泽东实际上是把鲁迅当作新中国所应当拥有的优秀文学家的榜样来看待的。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艺术民族化时说，“鲁迅的小说，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是民族化的。

毛泽东还指出鲁迅在京剧方面看法不大正确。但他谈得最多的还是鲁迅后期杂文。在同文艺家谈话时讲到鲁迅后期“杂文有力量，就在于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到鲁迅敢写文章，并说“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到如何避免片面性时，说“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同时还讲到了列宁的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说是杂文，把鲁迅与列宁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