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色欲

　　自古以来，中国人对直接刻画性爱就心存顾忌，连家庭惟一的性教育读物“枕边书”，也只会以各种委婉的比喻，譬如“谈笑指挥，宜深入不宜浅出；从容进展，许酣战不许投降”去展现它的实用性。在古中国的文化里，性行为没有带来负罪感，道教(中国最接近社会世俗的宗教)信奉者们甚至相信大量的交欢是阴阳互补的必要手段，并在意境高雅的手册中描述各种性爱场面。

　　不过，以直白的语言去描述性，在中国人社会难以登上大雅之堂。明朝后期出现了大量的白话性小说——把性行为当做主线来展开情节并塑造人物，包括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的《金瓶梅》，还有《肉蒲团》、《株林野史》……它们与春宫图一起在民间传读。《金瓶梅》从诞生起就被称为“秽书”，人人主张“决当焚之”，没有人敢说自己在读这本“坏人心术”的诲淫之书。《金瓶梅》最终在明末清初被朝廷下令禁毁，直到现在，它的足本依然没有向大多数人开放过。

　　被侵略与反抗，内战与动荡，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人更敏感于时代的动态与悲苦的人生。抗战后，城市里能让人们排起长队的电影，是《一江春水向东流》，而流行在城市里的小说，是唱颂南北战争人性挽歌的舶来品《飘(Gone with theWind)》。对性直截了当的演绎，即使在张爱玲红极一时的言情小说，包括《色，戒》里面都没有半点的刻意渲染。在上海等城市里，惟有一些由买办、黑帮或军阀发起的选美活动，才可能在报摊与专谈风月的书籍一起，制造些媚俗的性幻想。

　　1949年，人民政府刚建立，就着力于禁除污毒。几乎所有的夜生活场所被关闭，崇高的原则和风尚开始在城市里普及。1950年，一名在北京德胜门外摆摊的老书贩张瑞生被公安局收审，因为他的书摊摆满了类似《性典》、《风流佳人》这样的旧书，还有裸体画报——这是1950年代城市社会改造过程的一个小小例子。在严肃的社会风气里，情色作品的格调，和各种闲情逸致一道被划上了剥削阶级的标记，被社会伦理所革命，这革命持续了三十余年：“下流的相不照，黄色的书不卖，”这是当年闹市里常见的标语。195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签发《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反动的、淫秽的、荒诞的书刊问题和关于加强对私营文化事业和企业的管理和改造的指示》(5月20日)、《国务院关于处理反动的、淫秽的、荒诞的书刊图画的指示》(7月22日)，拉开了查禁反动、淫秽、荒诞图书行动的序幕，这是继1951年的处理之后第二次进行类似工作，规模相当之大。1956年1-3月，文化部迅速作出反应，连续发布《关于处理反动、淫秽、荒诞图书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关于一些反动、淫秽、荒诞图书的处理界限问题》和《关于各省市处理反动、淫秽、荒诞书刊工作中的一些问题》等文件，指导处理反动、淫秽、荒诞书刊工作。北京、上海等地作为当时的重要文化名城，处理行动不但响应奇快，且进行得尤为彻底。

　　但情色的吸引力不能从民间连根拔起。“文革”期间，很多城市里流传着著名的“黄色手抄本”《少女之心》，一个16岁少女黄永红在监狱中写下的认罪书，其中有大量的性描写情节。在当时，手抄本是《禁书》们成本最低、人们最易接受的传播方式，人们抄书总是先挑最感兴趣的部分，还会添加笔墨——自古以来，性从来没有被国人神圣化，在那些文化管制过严的岁月，性的描述，承载着人们对性窥探、性启蒙压抑着的需要，同时也承载着对世界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