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自传2--大块文章》摘编

“换老婆”的风波

我上任文化部部长时，那时的文化部临时用着沙滩灰楼的西面部分。我进到一个套间办公室，办公桌上摆着好几部电话。红机是党政领导机关内部用的。一个电话机是要通过总机使用的，另一个是直拨外线的。外屋有两个秘书，里屋就是我。过了大半年，又搬到了孑民堂，在后院，是很高大的中式房间，中间一个大客厅多用于外事活动。

每天早晨一到办公室，一定会有一大堆文件等着你处理，简言之叫做“批文件”。文件是五花八门的，涉及文化文艺者占不到半数，其他多是某次会议的计划，某个项目的兴建，某个活动的举行、规模、参与人名单和经费，此种叫做人财物的问题，非常考验一个人的知识与生活经验面。我是很注意横向尤其是纵向分工的原则的，就是说，该哪一级领导管的由那一级领导去干，你不要越俎代庖。一个处长局长把事情做坏，你可以批评、处理，直到撤换，但是最好你不要直接指挥局里处里的工作，更不要代替处长局长去做事和作决策。这样，我很少把自己活活累死，这是一：充分尊重原有的干部与规则，这是二：不搞什么上任三把火，不搞什么“大呼隆”，这是三：什么事都多多商量，避免磨擦更不要顶牛，这是四。关键在于，你要一心为工作，不要从你这里就整天价斗心眼，合纵连横外加太极拳和暗器。为什么有些人官做得那么痛苦，那么压抑？

但同时我也体会到，各个单位、各个方面，已经运行了三四十年了，好也罢，坏也罢，从思路到说法到制度到习惯到程序已经形成了一套，作为新到的人，哪怕是第一把手，你能做的仍然十分有限，不可轻举妄动。

上任后处理文件，第一次，我略感生疏，我将我批了的文件拿给办公厅的老秘书们看，他们告诉我：“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我乃放心大胆地处理起文件来了。

有一回，见到了我原在的北京市文联的作家同行们，他们问我在文化部门工作的情况，我自嘲说，每天要读许多文件，要画许多圈。我有意识地不但低调，而且带自嘲味儿地说话。都是写小说的，作家这一行，个个认为是老子天下第一，你切不敢当着同行露出得色，而且实际上也并没有得意之感，反有点诚惶诚恐，有点自己也弄不清楚自己到底是怎么了。

此时出了一个不算太大的问题。一位记者写了内参，说到电影的评奖中，尤其说到了评得比较专门、比较细的“金鸡奖”的繁复情状。一位领导同志看了内参后批道，怎么这个奖搞得这样光怪陆离(大意)？恰恰此时，刚刚评出了的最佳故事片，是根据贾平凹的小说《鸡窝洼人家》改编的《远山》，里面有一个有点通俗的情节，两户农民对待改革开放的态度不同，而两户农家的夫妇又恰恰对待改革开放的态度各走极端，一户是男的开放一点，女的慎重一点，另一户则是男的慎重一点，女的敢干一点。两家之间与各家内部发生了许多纠葛，最后，两个男人换了老婆，两家日子过好了，和睦了也逐渐发达了。

领导同志看了此片，显然不甚满意，便让一些人看并提意见。

这是一位很得人心的领导同志。对于文艺，他喜欢讲的是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

但是这次关于电影金鸡奖的说法却有点难办。金鸡奖包含二十几个奖项，诸如(最佳)导演、男演员、女演员、男配角、女配角、故事片、合拍片、摄影、化妆、美术片、科教片、儿童片，还有剪辑、音乐等等，并无不正常之处，也谈不上光怪陆离，只是领导同志对之不甚熟悉罢了。

问题是他是大领导，领导说了话就要当回事，就要贯彻执行，为此金鸡奖拖下来了。

其时文化部已经不管电影了，但是有的领导特别让我去看片子，并强调说王某是内行。我看了，怎么办呢？

稍稍再沉了沉，这也是毛主席教的招数，叫做冷处理。然后我起草了一个书面意见，大意是，影片《远山》的主题是积极的，是歌颂农村的改革开放的。第二是，原著已经得到了好评，作者也是很有成绩的作家。第三，改编成电影后，换老婆的情节显得突出了些，可能放映后有各种说法和反映。

然后我发挥说，评奖并不意味着评出的作品完美无缺，评奖云云，可交由评委会正常操作，评出奖来，应该由社会各方面特别是广大观众评论其得失成败，因此还要“奖评”，即各方人士可以评论评奖，对于获奖作品可以、也需要说长道短、百家争鸣，指出不足、以利改进。

这后一段意见其实是受到周扬的一些议论的启发，他多次说过，要搞评奖，还要搞奖评。

我找了高占祥同志联合署名，向领导同志做了报告。我需要注意的是不要突出个人。

领导同志圈阅，此事乃告解决。

人一生要修桥铺路，要搭台阶，要垫平坑坑洼洼，要代遮风风雨雨。要当一个和谐的因素而不是生事的因素，要当一个稳定的因素而不是搅乱的因素。　　

力主开放舞厅

在我到文化部上岗的前几个月，一些大报上还刊登着由一些宣传文化部门、工商管理部门与执法部门联合公布的告示，严禁举办营业性舞会舞厅。我想起了一位年轻一点的作家向我描绘，说是工人宣传队的队员在舞会周边巡逻，生怕一男一女之间产生了相互爱慕之情之意。这也未免太中世纪了。我在与万里同志一次接触中，听到他讲，舞厅的开设，夜晚娱乐场所的开设是人民的需要。我乃起意要开放营业性舞厅。摸摸底，说是有关部门主要担心开放舞厅后会有流氓地痞前来捣乱，核心问题还是怕影响风化。我乃说，那就太好了，各地舞厅应该欢迎执法部门派员前来监督视察，可以穿制服来维持治安，也可以穿便衣前来调研，可以长期蹲点蹲坑(后者是行话，专指缉拿犯罪分子的“暗等”)。我还说，原来社会上有些流氓无赖，不知会出没在什么处所，使执法部门难于防范。现在可好了，如果他们有进入舞厅捣乱的习惯，那不正好乘机守候，发现不法行为便依法予以痛击吗？

我的雄辩使此事顺利通过，从此神州大地上开舞厅才成了合法。但仍有一个省，是江南的市场经济极其活跃、各方面发展迅速、生活富裕的一个省，特别是在1987年初，恰在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之时，由省人大常委会作出一个正式决定，不执行文化部等部门关于开放并管好营业性舞厅的文件。至今他们并未正式取消这一决定，但这样的决定实际上已成废纸。他们那里的歌厅舞厅一点也不比别处少。从这一点上说，在中国办一件事真的是太难了，光一个舞会，近几十年经历了多少摇摆、多少反复！

此后许多年，有一次黄苗子先生在香港一家报纸上撰文，说王蒙主持文化部虽无什么政绩，但对人还是好的。我见面后表示不服。黄老问，那你有什么政绩吗？我立即回答，是我开放了营业性舞厅啊。　　

当部长的滋味

有一次刘宾雁前来文化部办什么事，我见到了他，他问：“怎么样？当部长的滋味如何？”

受尊敬，说话管用。文化部可不是作协，部长说什么，在文件上批注什么，都有人记录、传达、贯彻、落实。

1988年，高行健受到西德一个官方文化组织DAAD的邀请，邀请他以画家身份访德6个月或更长一段时间。其奥妙在于，DAAD已经以作家身份邀请过高先生访德一次了，而该组织规定，一个人只能被邀请一次，故此次的活动以画家的身份相邀。德国也一样，你有政策，我有对策。高行健怎么成了画家？负责审批此事的文化部外联局的同志，拿不定主意，迟迟 不肯批准。说起此事，我乃说，西德人承认他是画家，并承担一切费用，我们何必管那么多？按法律规定，除有未了刑事、民事官司或服刑及掌握国家重大机密人物以外，都可以出国，外联局的任务是将这些活动纳入对外文化交流的总体格局，而不是分辨某某人的业务成就。再说在外语中，画家是painter，但painter也可以作油漆匠解，根本没有中文里那种成名成家的辉煌含义。我的一句话，高行健就走了，从此没有回来。

我是做了一件好事还是一件错事呢？

说是高先生画大写意，在国际市场上有一定行市，得了诺贝尔奖定价更加走俏。可惜我至今也没有见过他的画。

1986年8月，我首次来到了西藏，参加雪顿(戏剧)节。西藏的自然风貌与人文特色都十分迷人。我有机会在拉萨近距离接触到歌唱家才旦卓玛，她的《唱支山歌给党听》与《北京有个金太阳》永远无与伦比，催人泪下。对于这样一个农奴出身的歌唱家，我确实有深情焉。得知她的住房还很困难，我与西藏自治区当时的书记武精华同志认真谈了谈，我特别向武书记介绍了周总理生前对才旦卓玛的关心。后来，在该区换届时，才旦卓玛被选为区政协副主席，副省级待遇，各种生活问题迎刃而解。此后，新疆的维吾尔族歌唱家帕夏·依仙也成了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咸有荣焉，咸有乐焉。

能帮助人是令人高兴的。帮助而未成，则会收获抱怨与恼火。而求人帮助，并非易事。在互相帮助互相支持的过程中也能体会到世态变迁、冷暖炎凉，一切尚属正常。

有一次参加一个会议，谈到一本标榜是“文革”史料的书，当时领导的意图是不要再老出书谈“文革”了，便责备此事，并准备将此书封冻。我拿过来翻了翻，我说，这本书还是比较严肃的，有些史料也有参考价值，可以搞一个内部发行，不再多印就行了。后来采纳了我的意见。这是一个事例，证明那时我能起些什么样的作用，不可能起什么样的作用。我能做的是有限的，但是有我没有我，是有所不同的。

有一个稍大一点的事：天安门广场其时还挂着马恩列斯的巨幅照片，上面让我们一批做意识形态工作的人员研究一下，研究的结果竟没有一个人(包括我)敢说不挂，而是向后拖，说是等到什么什么节日再摘吧，最后只好由最高领导讲了话。其实让我们讨论，就是不准备再继续挂下去了，其实是希望我们提出建议，为领导分一点忧，承担一点分量。而我们辜负了领导的期望，就这么点出息，硬是只能请总设计师自己出来打冲锋。难啊。　　

注重文化交流

帕瓦罗蒂的来访，是先我之到文化部就安排好了的，我不能贪天之功为己有，但是，我高度重视这次访问演出。我在人民大会堂欢迎帕瓦罗蒂的宴会上讲话提出，真正的艺术是超出国界的，帕瓦罗蒂属于意大利，属于拿玻里，同时也属于人类，属于中国。我的这个说法不无新意，而且起了很大作用，此后，一些大艺术家、大知识分子到中国来，部里的其他领导同志也讲过类似的意思。

由于胡耀邦刚访问意大利归来，他在中南海宴请了帕瓦罗蒂，我们还邀请了刘唯唯、彭丽媛等与帕共进午餐。此次午宴中，根据耀邦同志意见，增加安排了全体意方客人到桂林漓江一游，是由于意大使盛赞桂林风光，而耀邦盛赞意大利的自然风光。胡启立同志还指示我们把帕的压轴演出从展览馆剧场改到人民大会堂举行，那一天的演出各方面重要人士出席得极多，是真正做到了辉煌鼎盛。

那一天的帕瓦罗蒂也极兴奋，白天他去大会堂试了音。他还参观了故宫的曾侯乙编钟，用编钟敲出了拿玻里民歌《我的太阳》。他拿着一块小手绢上场下场，大个儿显出一种妩媚。他一个人的声音充实了整个大会堂，激动了整个大会堂，震撼了整个大会堂，到处都是金声玉振，摇 曳多姿，深情似海，雍容丰满。人人的脸上都显出了感动、惊叹、满足与幸福。唱完《我的太阳》“噢苏罗密噢”以后又加演了《重归苏连托》，这后一首歌竟然比前者还多情。多情应笑我醉心意大利歌曲。一个帕瓦罗蒂就让你体验到了生命、宇宙、万物、青春与欧洲。作为文化部长更是作为听者，我太满足了。这样的满足，一生能有几回？

事物是慢慢发展的。早在我到文化部以前，我的前任朱穆之同志就在日本看过日本版的音乐剧《猫》，当时日本剧团的导演千田是野先生是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曾经希望此剧能到中国访问演出。但是中国负责人看了却觉得不宜拍板，原因是此剧给人以一种群魔乱舞，一舞台的牛鬼猫神的感觉。我到部里后，调看过一些《猫》的片段，我也不敢说让他们到中国演出。此后若干年，此剧来了，在上海也在北京演出了，票价不菲，还是满成功的。你想了解从设防不让《猫》进口，到解禁的过程吗？让我告诉你，这个过程就是“期以时日，自然而然”八个大字。最好的、最成功的过程是没有过程，见得多了就不会少见多怪，就不会引起社会的不安，就不会成为事件成为话题成为争议的焦点甚至成为路线斗争。

同样，我在任期间，曾经发生过深圳计划举办准选美活动的“事件”。那时岂敢用“选美”的名义，可能是叫做什么评选“礼仪小姐”或“时装模特”之类。但已有媒体提出疑问，还有一些著名的妇女界高级领导人，著名的“大姐”们作出批示，说选美是旧社会拿妇女当作玩物的一种活动，表现的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绝对不可以在我们的神圣国土上举行。我当然读到这些指示，并贯彻执行，通知深圳的文化部门注意掌握。

那个时候不会想到，10余年后，在我国的海南岛三亚市，连续两年举办世界小姐评选大会。很受内地观众欢迎的凤凰卫视，也不止一次举办中华小姐的选美活动，著名作家余秋雨先生、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张信刚教授等多次出任选美的评委。这也是一个没有过程的最佳过程。我相信不会有什么领导机构研究讨论过选美问题，没有哪个权威部门的批示，幸好没有这些过程，否则搞得成搞不成还不一定。这就是小平同志的“不争论”的妙处。

时间本身具有一种改变的力量，时间可能使美丽变成衰老，使锐气变得迟钝，使迅捷变为慢慢腾腾。然而，时间也会使陌生变得熟悉，使格格不入变得能够接受，使大惊小怪变成不过如此，使先入为主变成以实求实。

乐观主义者期待时间。悲观主义者则只能痛哭时间的不待人不饶人。

从1986年4月，到1989年9月，我一共在文化部上岗3年零5个月。至今我仍然受到文化部的多方照拂，受到文化部新老领导与工作人员的善待，我是很惭愧的。

大约20年后，王蒙写到这一段往事时，恰逢《诗刊》50周年选了他的一首短诗《旅店》：

需要一把钥匙

哪一把呢

是宿命也是随机　　

有了这钢铁的数码

一瓶香槟一桌酒席

不问你是谁　　

比爱情还温柔也许

声音形象色彩香气

窗下的街道和海翻腾

许多镜子一个自己　　

能够忍受比妻子

还周到的体贴吗

像忍受猫爪的捉弄　　

电梯总是板着面孔

接受你与你的行李

吐出你与你的行李

无需告别门已关闭

对旁人如法炮制　　

一个潦草的故事

一个陌生亲切的世界

在时限内结账前

属于你　　

诗作于1988年，正在部长任上，相对比较顺利的时期。我写到了宿命、随机、周到、体贴、捉弄、翻腾、许多镜 子，一个自己，板着脸的电梯，不待告别——已经关闭，陌生、潦草、亲切、时限……好极了，这首诗写出了我的人生的滋味，旅行——住店的滋味，也写出了一些部长的滋味。

《王蒙自传2——大块文章》

花城出版社2007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