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在中世纪晚期，中西方是“处在同一起跑线上”，事实上，单以工商业而论，中国当时也是比较领先的。元末明初，中国(特别是江南)商业城市、手工工场、行会、有专业分工的工商户和城市雇工(这两种人形成城市市民阶层)都已大量出现，而封建制度则已暴露出盛极而衰日薄西山之象。这应表明，当时这个东方大国已大体具备了产生新生产关系的条件。但是，朱元璋最后篡夺了其领导权的农民革命胜利后，非但回到了封建主义，反而以更严厉的形式重铸了封建皇权的上层建筑。而遵照祖训恭谨守成的朱家子孙，非但守成无能，反而越来越腐败堕落，终至也为农民起义推翻。这是历史对朱元璋重铸封建帝国梦的嘲弄。进入封建社会晚期的中国，有可能顺理成章地进入社会新阶段。没有理由认为在相同条件下，东方就绝对不能由发达的自然经济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其中的关键因素是上层建筑，是有没有出现适应时代要求的伟大历史人物来推动上层建筑的转变。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否认过伟大历史人物的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出现什么样的历史人物是一种偶然，而必然总是通过偶然来完成，历史总是通过看似偶然出现的人物来写。不幸的是，朱元璋不是一个“好皇帝”，而是一个历史侏儒。而明末以东林党和复社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集团对腐朽的封建政治的强烈批判，则表现了一种历史的觉醒。当然，这些知识分子并没有自觉地给予自己以这种历史角色，但这种角色的出现却是迟早的必然。吴晗仅仅以朱元璋重建暴虐的封建统治而指斥他背叛农民，这还不够。朱元璋的“革命”没有为中国带来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支持当时的工商业生产力的发展，没有支持当时海外贸易势力的发展。相反，从明朝起，继之以清朝，都曾大力抑商，都曾以禁海的峻法对顽强的出海经商者予以残酷镇压。在同一历史时期，在走向开放，走向世界，亦即走向新发展阶段的态度上，西方主动进，而中国主动退，因而中国也就把氤氲化育中的资本主义胚胎闷死于母腹之中，从而空误了历史给予中国的机遇。这，才是朱元璋及其子孙(包括姓朱和不姓朱的)最最对不起后世中国人的。

　　因此，不止吴晗先生，台湾的柏杨先生在其《中国人史纲》中也认为：“明朝在血流成河中通过瓶颈”(指历史的“瓶颈”)，从此“东方和西方发展的方向，分道扬镳!”美国历史学家博克塞则说得更引人深思和浩叹：“要感谢中国皇帝孤立的海禁政策所造成刻意的缺席，使得葡萄牙人能在毫无东方海权的抗衡下，以惊人的速度成为印度洋上的主宰者。”(转引自陈尚胜：《“怀夷”与“抑商”——明代海洋力量兴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