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比这稍晚的一个时期，欧洲开始了向海洋的真正征程。先是葡萄牙、继而西班牙成为海上强国。它们向海外发展的原因之一，据说就与《马可波罗游记》所描写的东方大国(元朝)“遍地黄金”的吸引力有关。(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为了逐利，1509年，葡萄牙船队到达马六甲，1513年进入屯门(今属香港新界)，1517年进入广州。在帆船时代，能以如此之快的脚步克服沿途障碍，走向远东，速度可谓惊人!其后，西班牙人则企图另辟蹊径，从相反方向寻觅到远东的道路，结果却成就了“发现新大陆”和第一次绕地球航行一周的事业，从而开始了拉丁人的殖民潮。紧跟着，荷兰、英国相继代之而兴，成为新一代海上霸主。西方“征服世界”的又一章历史就此掀开。

　　然而，作为曾以其繁荣富庶惹得西方倾慕的“天朝”，在葡萄牙船队来到广州要求贸易时，明朝廷先是“允留货物，给予赏赐”，令其走人；后来则是下令驱逐。这是因为，朱元璋在立国后，就定下了禁海的国策。“三宝太监七下西洋”之壮举，原来并非要开展海外贸易，而是扬我国威(或云是明成祖朱棣篡位后，建文帝朱允癉下落不明，有消息说其逃亡海外，朱棣为了剪草除根，务求找到这个流亡皇帝，才派心腹太监郑和频繁带兵出洋)。朱元璋不仅禁止海外贸易，而且在国内严格推行秦汉以来的重本(农)抑末(商)政策。他创制“黄册”，以户口制度限制人口流动，一般不许出外经商，并往往寻找借口籍没富商(最有名的如江南首富、巨商沈万三等)财产，从而大大地压抑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这种为了充实皇家财库，保证皇朝稳定，而压制广大人民发家求富渴望的政策，与西方积极发展贸易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因素快速增长的路数适成对照。朱元璋的思路说明，他的农村流氓无产者出身是多么严重地限制了他的政治视野和政策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