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些方面看，毛对郭的批评，是包蕴着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得出的极具深刻内涵的正确认识的。

　　但是，毛对嬴政过分地情有独钟。也是在1958年，在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甚至说：“我跟好多人说过，跟章士钊也说过，我说，你们讲共产党等于秦始皇，不对，超过一百倍!”语词之严厉，之强硬，乃至之得意，溢于言表，大有“亲爱的先生们，你们说对了，我们正是这样”(《论人民民义专政》)那种语调口气。这，当然不仅是为秦始皇的“暴政”辩护，更是为把共产党比作秦始皇进行辩驳。但不能忘记，秦末农民大暴动正是由于不堪忍受暴政而爆发的这一严重历史教训，不能把这位创建中国封建统治制度的“千古一帝”以及他的历史作用拔高到连他的暴政都可忽略的程度。“百代都行秦政法”，那是指封建王朝的“百代”，解放了的新中国要不要“行秦政法”？新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秦始皇毕竟是创建了最严酷的封建专制制度的“家天下”者。“马克思加秦始皇”这一公式，把人民民主专政与封建帝王专制掺杂糅和，只有生长在东方封建土壤上的某些革命领袖人物才会有这种特殊思维惯性和行事惯性，在西方是不会出现这种思路的。东方有穷苦百姓揭竿而起的优势惯性，却又容易有革命之后走封建专制老路的劣势惯性。这也许正是中国某些领导人在斯大林的错误被揭发以后，仍旧自觉不自觉地继续循着斯大林的错误路数，重犯极左、权力过分集中和个人迷信等系列性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

　　至于对朱元璋的评价，除了“是农民起义领袖”“应该肯定”之外，毛还认为他是个“好皇帝”。毛曾说过：“明代只有两个好皇帝，一个明太祖，一个明成祖。”这些看法恐怕大大值得商榷。不以实践检验的结果论人，而只以出身成份和社会集团归类站队论人，只因为“是农民起义领袖”，就“应该肯定”、“应该‘写’得好点”，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个朝代同时又是一个历史时代开始之际有影响的关键人物，朱元璋究竟应不应肯定，只能由他对历史所起的长期而不是一时的作用来论证。

　　明代开始之际的14世纪，中国的综合国力和总体文明程度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这是世界公认的。当时中国商业的发展，比之商业发达的地中海沿岸欧洲诸国，至少绝不逊色。除了农业技术之外，中国的建筑、冶炼、纺织、瓷器、造船等技术，也都在西方之上。明初“三宝太监七下西洋”(1405—1433)的壮举，就是一次相当全面的综合国力显示。第一次出洋，光是载重约1200吨的巨舰就有62艘，兵员共约27800人；第二次出动兵员竟达3万余人。而所载武器之先进，宝贵珍物之丰富，在航海史上均首创“世界之最”。仅此一斑，似乎就可以略窥当时的综合国力之全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