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吴晗也有“讽今”之意，在当时，其对象也是十分明确的。

　　吴晗在解放后曾把《朱元璋传》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回函除了表示“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之外，又说：“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劝其“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工夫”。至1955年，吴把修改过的书再呈毛看，毛说：“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吴因而违心地四易其稿。但是，吴晗却又因写作剧本《海瑞罢官》惹起真正的文祸，特别是因为，毛把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这一现实政治事件联系起来：“我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场祸就绝对无法幸免了。吴晗终于在“文革”中被残酷迫害，死得很惨。

两个皇帝两桩公案之总体比较

　　对秦嬴政、朱元璋的历史功过，向来见仁见智不一。若要把这两个年代相隔如此遥远的开国皇帝试加比较，除了本文开头粗粗列举的两人共同点外，他们的最大不同之点，是否可用如下一语以蔽之：秦始皇是在中国一个历史大转变关头，主要起了促进作用的关键人物；而朱元璋则是在中国另一历史大转变关头，主要起了阻碍进步作用的关键人物。这里，所以在“起了……作用”前头加上“主要”二字，当然是为了充分正视历史的复杂性和历史人物的复杂性，避免论其一点而不及其余。

　　为什么给予两人如此不同的评价？

　　如果说郭沫若对秦嬴政的评价有所失当，或许就在于没有从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背景去评价嬴政一些作为。秦灭诸侯，设郡县，书同文，车同轨，修驰道，开灵渠，严法令，统一度量衡，这些都适应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总体要求，适应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社会过渡的历史趋势，适应了巩固统一(其统一规模远超过夏商周三代而使历六百余年的春秋战国纷乱时代得以结束)的新国家的需要，因而大大促进了中国历史的一次飞跃。郭沫若没有指出秦朝这些划时代建树的意义，只着力罗列嬴政的暴政并大加挞伐，甚至把修驰道也说成“动机却完全是为‘游观’”，即为了游玩，“纵欲享乐”。这恐怕失之偏颇。即使不排除“巡幸”包含游玩享乐意图，但“巡幸”也绝不应只等同于“游观”、“纵欲享乐”。六国乍平，统一甫定，修驰道对于传信息(信息之重要，在两千多年前也应不言而喻)、征贡赋、通商旅、调军队、行巡狩等等来说，都是绝对正确的重大举措。

　　特别是，“百代都行秦政法”，公元前3世纪秦所建立的一套封建政法制度，为后世中国巩固、发展、完善封建社会上层建筑，进而为中国在农业文明方面作出世界性贡献，奠定了基础。而欧洲最早建成封建制度的法兰克王国也只是到8世纪才出现，晚于秦十几个世纪。有说法认为，西方称中国“支那”，就是“秦”的音转。秦朝在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应不仅及于中国和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