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吴晗批判朱元璋的批评

　　也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在1943年，吴晗先生写了《明太祖》(又名《从僧钵到皇权》)一书。1947—1948年又在这本书的基础上加以修改扩充，写成《朱元璋传》。在这两本书中，吴晗对出身于流浪儿，当过托钵讨饭的沙弥，参加过农民起义并最终登上皇帝宝座的朱元璋，贬多于褒。

　　总的来说，吴晗对朱元璋的评价是：在他的起义军逐渐强大，特别是招引和重用了刘基、宋濂等浙江豪族名士之后，一方面，这些儒生“利用元璋的雄厚军力，拥之建立新朝，以保持几千年来的传统的秩序、习惯和文化，保持巨室豪绅的利益”；另一方面，“元璋也利用巨室豪绅之护持，儒术之粉饰，建立他的万年基业”，并“自命为旧秩序之恢复者和旧文化的护法人了”。也就是说，朱元璋是叛变了起义并完全成了起义农民对立面的一个新的封建统治者，“不但是一个以屠杀著名的军事统帅，也是一个最阴险残酷的政治家。”吴晗给予朱元璋这样一个历史定位，是空前的史笔，是作为一位有创见的历史学家的独立见解。他所根据的事实，择其要端，大体如下：

　　朱元璋出身贫苦，吴晗在其出身上特意加了若干“小”字：“小沙弥”、“红军的小兵”、“小亲兵”、“小军官”……等等。“小”，无非指出身低微，算不了贬损，但却另有一个很具贬损意义的词语：“小流氓”。吴晗认为，朱元璋从17岁起大约八年时光无所事事，只在皇觉寺做个既不礼佛又不唪经的挂名和尚，凭着一袭僧衣托钵游方混饭吃，应属封建社会的流氓无产者，这就把他和一般贫雇农区别开了。而写到日后朱元璋发迹，又用了几个“大”字：红巾军“大元帅”、“大丞相”，最后是“专制独裁的”“大皇帝”。“小”“大”对照，凸显着作者深刻的讽意。不但是说，由农民起义所建立的政权不可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机器”(《共产党宣言》语)，而只能照单抄收旧的统治方式；而且是说，若是农业社会的流氓无产者如朱元璋这样的人建立一个新朝代，他就往往会重现其流氓本质，以流氓手段对付一切人，包括一同起义的袍泽和广大农民。其结果，新朝代建立，绝非是农民新的欢乐节日，而是农民新的灾难，甚至是更大的灾难。

　　在《朱元璋传》后三章里，作者历述朱元璋得势后如何背叛和出卖农民军。除设计溺死已故红巾军领袖“明王”韩山童的幼子“小明王”韩林儿，篡夺“明教”“明王”的“明”字为自家国号外，并赶尽杀绝其他各路农民军领袖，把新国家变成了“新官僚养成所”，用军队和新官僚机构这“两个轮子”，对人民实行恐怖统治。这些，在书中都叙述得相当详尽。例如说朱元璋“政权的维持建立在流血屠杀、酷刑暴行的基础上”，光是宰相胡惟庸、李善长，大将蓝玉等四件大案就株连了几万家，杀人以两位万数计；而出于疑忌防范和刻意报复，大兴文字狱，针对知识分子的警示性大屠杀，则尤其表现了一旦掌有天下后的流氓无产者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