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在他40年代的名著《十批判书》中，有一篇《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文中除了对《史记》所述秦始皇实为吕不韦的血肉这一艳情秽史加以质疑外，主要是论证吕不韦与秦王政的矛盾在于政治理念的不一致，导致后来秦始皇罢黜吕不韦并坑杀了若干儒士。郭文认为，从吕不韦所主持编纂的《吕氏春秋》的去取褒贬，可看出“它主张君主无为，并鼓吹儒家的禅让说，和‘传子孙，业万世’的观念根本不相容”，“它的每一篇每一节差不多都是和秦国的政治传统相反对，尤其是和秦始皇后来的政见与作风作正面的冲突”。因而，在政治上，“吕不韦可以说是秦始皇的死对头”。

　　这篇文章还认为，吕不韦是反对家天下制，尊重民意，赞成哲人政治，主张天下为公的大政治家。而认为秦始皇“真是一位空前的大独裁者”，不仅焚书坑儒，把天下变成“一面大刑狱的网”，并且“沿守着秦人的原始信念”，认定“群神分镇的宇宙……是固定不变的”，“他自己就是至上神的化身，所以他的天下也应该万世不变”；他同时“又是一位纵欲主义者”，其“宫室壮丽惊人”，生活“极端纵欲”。基于此，郭沫若甚至对吕不韦与赢政有这样的扬抑笔墨：“这并不是两个人的对立的问题，而是两个时代的对立”；“吕不韦是封建思想的代表，秦始皇则依然站在奴隶主的立场。秦始皇把六国兼并了之后，是把六国的奴隶主和已经解放了的人民，又整个化为了奴隶”。“吕氏可以算得是一位有数的政治家不幸遭受迫害，并被埋没了两千多年”。

　　而毛泽东欣赏秦始皇并非始于“文革”。他在1958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及范文澜写的《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对这一观点予以肯定之余，又指出：“文章引用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我们知道，毛泽东是一直提倡厚今薄古的，这里把秦始皇引为同道，可见评价之高。

　　1958年8月在北戴河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铁的纪律，不要‘豆腐纪律’”时，高度概括又高度形象地说了句极具他个人色彩的话：“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706页)这句话后来被简化为“马克思加秦始皇”这样一句公式化语言，不但成了毛泽东治党治国理论的凝缩，更空前提升了秦始皇的现实政治评价。

　　秦始皇究竟是“厚今薄古的专家”和伟大改革者呢，还是“依然站在奴隶主的立场”的旧制度复辟者呢？显然，毛与郭观点是大异其趣了。这就伏下了后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