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代若干以权力干预学术的事件中，由郭沫若对秦始皇和吴晗对明太祖的历史评价问题所触发的两桩公案，是颇有代表性的。

　　秦始皇嬴政和明太祖朱元璋，立国在位时间相差1500余年，却具有相当多的共同点。如：都是开辟一个新王朝并独创一套国家体制，给后世的历史走向留下了非常深刻久远影响的开国皇帝；都有过人的文韬武略和显赫的文治武功；都非常专制，大权独揽于一身，置百官于办事役吏的地位；都“钳民之口”，防民甚于防川，是中国历史上特别心狠手辣，杀人过多的暴君；都要求子子孙孙千古坚持他们的训示，想要把万世一系的基业永远传承下去，等等。

　　历史人物是复杂的，因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每每见仁见智，特别是对于像嬴政和朱元璋这样以其一生之惊人作为而深刻影响了历史的大人物，褒贬不一更是不足为奇。当然，这样人物在世时，由于权力的支撑，他们是很少听到或根本听不到不同声音的，是非功过只能留给历史去无情评说。至于评议当政人物，在现代，则已是人民的固有权利，除非涉及诬蔑伤害，法律是予以保护的，而不许评议倒是非法的，更是做不到的。在“偶语者弃市”的皇权专制时代，比较豁达明智的是武则天。她在读骆宾王《讨武癙檄》时，不但丝毫未因文章中那些贬损嘲骂她的言语而震怒，反而抚掌惊叹作者的才华；更难得的是，她遗嘱不许替她镌刻歌功颂德的墓碑，只留下了一块独绝千古的白板无字碑，把平生一切尽付后人评说。看来她深知，为逝者特别是权势人物洋洋洒洒嘉言孔彰的惯例，终归代替不了时人和后世公论。这种大见识，在传统中国，是权势人物乃至绝大部分常人绝难免俗达到的。而评议历史人物，即使在旧时代也属学术范畴。秦始皇虽有“以古非今者族”的峻法，历史却证明这样的法再严峻也行之不远。他死后不过几十年，司马迁不是就在《史记》里无情地褒贬了他一番吗？

　　因此，历史学作为科学，不但在于它经过沉淀澄清而达到真实，而且在于它经过广泛争鸣而达到厚实。学术自由始终是历史学发展的必要条件。但解放后，尤其是“文革”中，因学术观点特别是历史观点而获罪得咎却司空见惯，企图以权力为历史一言定谳的事也屡见不鲜。

　　人们知道，毛泽东从特定政治眼光出发，对嬴政、朱元璋这两位皇帝都是颇为欣赏的。为此，他以革命权威的身份和口气，对鼎鼎大名的郭沫若、吴晗，提出了罕见的毫不客气的批评。而由于我们的体制和他的地位威信，这种批评总是具有无上威力，影响既深且大。

毛泽东对郭沫若批判秦始皇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