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孪生子

京派和海派文化之争，一向是一个有趣的话题。这种对峙并不仅是“学分南北”或文人相轻，更大程度是在城市精神上；以至于去过这两个城市的人都能够在一些细节小事上感受两者的差异。杨东平《城市季风》(1996)中就曾经详细谈到两座城市的市民精神(如“公交车文化”)。

这样的“双城记”并不只在中国上演，我们至少可以举出以下事例：俄罗斯的莫斯科/彼得堡、德国的柏林/汉堡、西班牙的马德里/巴塞罗那、法国的巴黎/马赛、土耳其的安卡拉/伊斯坦布尔、印度的德里/孟买、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卡拉奇、缅甸的仰光/曼德勒、越南的河内/西贡、日本的东京/大阪、韩国的汉城/釜山……

甚至在地域性的范围内，也是如此：辽宁的沈阳/大连、山东的济南/青岛、浙江的杭州/宁波、福建的福州/厦门、广东的广州/深圳、台湾的台北/高雄、以及成都/重庆……(媒介业内都知道，这双城中的后者一般都很少看省电视台、省报，而骄傲地保持一种文化上的半自治状态)

这些属于同一地域内的双城，犹如一个家庭中的孪生兄弟，固然有时在外人看来是相似的，他们彼此却宁可保持自己的独立和差异。或许正是“熟悉产生鄙薄”，双方往往互不买帐，大概也算是所谓“兄弟阋于墙”。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所有这些鲜明的例子，两者中通常一个是内陆城市，一个则是港口/沿海城市；而前者往往是政治中心(首都或首府)，后者则是经济中心。

二、个案

仅仅地理和城市功能的差异，往往已经足够影响一个城市的文化精神了。因此，这些犹如孪生子一样的双城，在不同的地域和文化背景下，其表现出的情形却总是有相似的地方：内陆的政治中心往往更加地内向、传统；而一个沿江/沿海的经济中心则外向、活泼。这实际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也是一个民族的两种个性，虽然有时人民会深受这种精神分裂之苦。

莫斯科/彼得堡可能是最具典型意义的例子了。犹如俄罗斯国徽上的双头鹰一样(罗马帝国的双头鹰：罗马/拜占廷也是一例)，它们是俄罗斯民族双重性格、分裂不和的象征。莫斯科作为古都，有“一座神秘可怖的城堡”克里姆林宫，它象征着圣地和绝对权威；而彼得堡却是西方思想输入的大门。

“彼得格勒人民鄙视莫斯科，认为它是俄国生活中一切保守和落后东西的中心。另一方面，莫斯科人民则把彼得格勒斥为危险的暴发户，以怀疑的眼光看待西方，并为自己作为古老的、自给自足的和优越的莫斯科生活方式的卫士而感到自豪。”(Ian Grey《斯大林：历史人物》)

这两个城市世世代代都互相怀疑和鄙视，即使在苏联时代仍然如此。例如列宁在精神上就属于彼得格勒，面向西方，期望国际无产阶级的联合，而斯大林则属于后者，他是“克里姆林宫的隐士”。即使在二战的炮火中，莫斯科庞大的地铁系统仍在修建，其目的之一就是要建造超过彼得格勒的恢弘城市——这让我们想起1949年倾全国之力把首都北京变成一个经济中心，使北京首次具备这一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