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士精神本来就是大文化环境下的产物，丧失了这种大文化环境，也就丧失了士精神存在的 基础 。晚明“启蒙思潮”的发生是传统文化即将解体时期奇特的文化心理现象，它既是个人的发现，同时也暴露了传统文化的危机。时至晚明，所谓政治早已变成了各种名节与礼仪之争，学者们空谈仁义道德，标举“行己有耻，博学于文”，“动辄叫人明心见性超凡入圣”，所注重的不是政治的实质，而是表面的虚文。在一个以道德名节为重的社会中，人们基于强权与道德的力量，不得不去自律以维护传统道德的尊严，而一旦时当末世，王纲解纽，原来用于维系世道人心的伦理道德就会失去其内在的约束力，人的自我意识与个人私欲也会急剧膨胀。传统道德的脆弱之处就在于它的严酷与不近人情，所谓“慎独”即是对自己的不信任，越是一个人越要面临着道德的煎熬，因为这种道德本来就是做给别人看的，南明的历史提供了一次检验这种个人道德的机会，结果大家纷纷在“慎独”面前败下阵来，露出了自己的真实面目。这种对于个人的不切实际的高标准与严要求，已然经不住现实的拷问，而彻底暴露出了传统道德内在的虚伪。南明文武 官员 的“随风而转”，只是从另一个层面表明了传统道德的破产，表明了传统社会的“礼坏乐崩”，以至于最终“亡国”、“亡天下”。

晚明 文化 的确是一种“很怪异”的文化，它既堕落颓废，又有着令人兴奋的灿烂，犹如回光返照的最后时刻，在严谨古老的传统文化中忽然绽放出的明丽动人的花朵。一个太严肃的社会是乏味的，但一个过度沉溺于享乐的社会也同样会因为人欲横流而最终乐极生悲，晚明正是这样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宛如一幅纸醉金迷、声色犬马的末世行乐图，所有的知识分子似乎都已预见到大限将至，自知不免，且于家于国均无力申报，只好在国势危殆，前途渺茫之际，放浪于江湖之间，去醉生梦死，逃避现实。在这种极度夸张的个人姿态下，实际隐藏着一种精神压抑的紧张，因为奇行奇节已经不是正常范围内的人情物理，所以说一个崇尚奇行奇节的时代必然是严酷的，矫情的，与举国若狂正复相似。人生健全的条件，首先需要有健全人性的 政治 文化环境，缺少了这样的环境，就会缺少生存的余裕，以至于产生“政治文化和整个社会生活的畸与病”（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士人的各行其是与放浪形骸也就是在所难免的了。

且看晚明士人之放浪狂态：

“杨用修谪滇南，纵酒自放，尝敷粉作双鬓 插花 ，诸妓拥之游行市中。夷酋以精白绞作械，遗诸妓服之。酒间乞书，醉墨淋漓。诸酋购归，装潢成卷。”（徐纨《本事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