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制是皇权的产物。在某些情况下，专制君主出于强化君权和裁抑臣权的目的，因而有意培植借重宦官的力量，如东汉曾利用宦官力量来对付专权的外戚官僚集团，唐代曾借重宦官以制抑防范那些威胁中央集权的藩镇割据势力，明代则主要出于对外臣的猜疑防范心理。这就有了宦官专权的政治基础。

提及宦官专权，历史记载必定称之为“乱政”，人们更将其与为非作歹、祸国殃民联系起来，其实这是一种儒家正统观点的思维，并非一种必然。通常而言，宦官的权势完全来自君王的宠幸，放得出也收得回，且历代宦官多来自民间底层，因生活所迫，走投无路而自愿进宫的，通常学识浅薄、无甚大志，干不出太祸国殃民的事来。而明代宦官专权之所以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一方面源于宦官外臣之间激烈的权力斗争，另一方面则在于道德崩溃，士风萎靡，世风日下，奴性抬头。如《明史》所言：“明代阉宦之祸酷矣，然非诸党人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崇祯也这样叹息过：“忠贤不过一人耳，外廷诸臣附之，遂至于此，其罪何可胜诛！”

明代权力臻极的太监，除天启时的魏忠贤之外，另一个就算正德时刘瑾了。刘瑾，陕西兴平人。“本谈氏子，依中官刘姓者以进，冒其姓。孝宗时，坐法当死，得免。已，得侍武宗东宫。”（《明史 列传192》）武宗即位之后，原来在东宫伺候的太监都“以旧恩得幸”，时称“八虎”，刘瑾即为“八虎”之首。刘瑾原是市井混混出身，在宫里“日进鹰犬、歌舞、角牴之戏，导帝微行。帝大欢乐之，渐信用瑾，进内官监，总督团营。”

得志后的刘瑾最后做到了司礼监的秉笔太监，这本来是秘书脚色，权力可大可小，视皇帝勤政或倦政与否。偏偏武宗耽于玩乐，怠于政事。刘谨刚开始也不敢擅专，但每有请示，“武宗辄叱曰‘吾安用尔为？而一烦朕！’自是不复奏，事无大小，任意裁断，悉传旨行之，上多不之知也。”（《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武宗则乐的清闲，搬出皇宫，在西华门建造所谓“豹房”，通宵达旦地寻欢作乐，刘谨得以代替皇帝朱笔票旨而取得大权。当时内外章奏，主管官员“先具红揭投谨，号红本，然后上通政司，号白本”。白本是送给武宗看的，这只是履行一个程式、决定权全由刘。因此，内阁撰敕，或“逆探理意为之”，或“至理处请明，然后下笔”，（《明史 列传192》）最后，刘索性拿回去“自于私宅拟行”，俨然如民间所讽的“立”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