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丹，对所谓“于丹现象”，须在其冷却后才能看清。也就是说，得等到于丹老师把钞票赚得差不多的时候，俺们才能取得一点话语权，亦即马后炮、说白话的空间。

不过，话得说回来。在于丹热的时候，我还是说了话的。只是没有大喊大叫，所以也就无人注意。在一篇关于《论语》的书评中，我曾讲过这样的意思：

于丹一书的对象应该是小孩子。它是一己之“心得”，可以有“得”便说，无“得”便了；既无须斤斤于典则，亦无须介介于纤微；放纵文体，任心漫与，只说一面之词亦无不可。至于这些“得”的程度，借于丹本人的话说，都是“简单真理”，自然也是最适合于教育儿童的。有时，于丹的“心得”甚至让我想起《西厢记》中红娘之引《论语》（参看《管锥编》第933页）。她可以大讲“天何言哉”，而不大理会“有德者必有言”；可以讲孔子如何和蔼可亲，而不大理会“君子不重则不威”；可以讲安贫乐道的高妙境界，而不大理会“禄在其中”（参看《管锥编》第1541页）。所以，就算我们想给于丹挑毛病，都难——人家本来就说过，“万万不敢”“作《论语》的讲解和辨析”、“没有能力拿出一份数据精确的化验报告”嘛！（《中华读书报》3月14日）

因为没有人注意或在意，更有许多人不知我表达的是什么意思，所以，从逻辑上讲，等于我什么都没有说过。

依我看，捧于丹的人，大体包含了这样几类。一类是真糊涂蛋，一类是假糊涂蛋，一类是精明鬼。这三类人，都给了于丹老师两个基本定性：

第一，于丹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弘扬了传统文化，应该予以支持。

第二，于丹做的是通俗普及工作，面向的是普通大众，不应从学术角度去衡量。

当然，两个基本定性之外，还有许多枝枝节节的小结论，不妨忽略不计。

这两个定性，假如不是故意混淆是非（精明鬼之惯技），大概也属于是非不辨（糊涂虫之本性）。有了这两个结论，糊涂蛋、大冤桶们掏腰包买书，才会觉得值。

说于丹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我以为这是句废话。因为，我不晓得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工作没有意义。正面的，农民种田，工人做工；负面的，坏人拐卖孩子，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无不有其“意义”。重要的，得看那是什么意义。

“弘扬了传统文化”吗？只怕是“为者败之”。“心灵鸡汤”吗？那得看你是否是会烧鸡汤的好厨师，得看你使用的“鸡”是否患有“禽流感”，得看你的“鸡汤”火候烧得够不够、有没有把“鸡”烧老！

说什么想给大家提供“心灵鸡汤”，目的固然可嘉，但是，好目的未必有好结果。嘴上说请客，行动上还得切实掏钱。如果嘴上说请人喝鸡汤，行动上却打开水龙头，接来一盆白开水，还硬要人说鸡肥汤美，那就不免让旁观者齿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