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日开始实行一个特重要的大法——《物权法》。是喽，大家过节了，没顾得上关心这事。其实不是今个国庆没顾得上关心，早多少年就没把这当个事。在电脑上打拼音，有“无权”、“五权”、“戊醛”，就是没有“物权”。

在法律体系中，有《宪法》、《刑法》、《行政法》等体系，但对公众来说，最经常接触的，也可以说最重要的当是民法。而在民法中，最重要的当是《物权法》。唯物主义者认为，人类不吃饭、不穿衣、不住房就活不下去，这些物件的归属都归《物权法》管着。

新中国建立前58年，中国人民就在没有《物权法》的社会中生活。前30年还好办，城市有单位养着，农村有人民公社管着，有没有《物权法》不打紧。改革开放后没有《物权法》可就不灵了：没有明晰的产权制度就不能进行交易，没有交易就没有市场，没有市场还搞什么改革开放？

所以，全国人大集全国之精英花了十几年搞出了今天的《物权法》。但是，物权中最大的两个问题，市民的住房和农民的土地，在《物权法》中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这背后的原因可以理解，路得一步步走。

早先，没有《物权法》害处显而易见。以城市拆迁为例，官家或商家的开发机构能断水断电，能撬门捆人，能逼人喝药自焚，之所以会出现这些借政府名义下的准黑社会行径，确实是与没有《物权法》有关。

但是，我宁肯相信，即使有了现今这不甚满意的《物权法》，甚至将来有了更为完善精确的《物权法》，这种黑社会的行径还会出现。因为，物权的理念并没有在中国公众心里扎根。要想真正扎根，100年的时间不算多。

106年前，八国联军打进天津，他们的作为令今天的中国人感叹。

这些扛着发烫的枪管的大兵一进到城里，马上成立了军政府，称“天津都统衙门”。这个衙门可不是摆设，一是认真，从1900年7月30日成立到1902年8月15日解散，共召开了333次会议，隔两天就是一个会，后来袁世凯政府收回天津主权时，洋衙门把全套会议纪要移交；二是敢抗大兵，敢抗这些刚从战场上下来的大兵。

八国联军里头一号的强人当是英国。那日，英国占领军司令坎贝尔(Lorne Campbell)将军要求都统衙门在天津城东南军械所附近设立一个靶场。都统衙门答道：“如不付给房主赔偿费，本委员会无法让居住在那一带的居民搬迁。”

可以想见，八国联军刚刚占领天津，并不能及时制定出一部专为天津的法律，洋人们的作为，实际上是把扎根于西方的契约理念(包括物权理念)带进了军政府的运作中来。

于是，枪炮声一停，洋政府便开始了对战后混乱的私有财产进行登记整理工作，颁布契约注册办法，宣布拆迁补偿办法：拆迁户除了可在其他地段获得相同面积的土地外，还可以获得房价补偿和每亩75两白银的征用补偿，这75两白银相当于当时五品官1年的俸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