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姬昌及其幕僚又开始抓意识形态，为灭商大业奠定思想基础，商王宣称自己的王权得自“天命”，周人就讲“天命无常，惟德是辅”，说商王无德，西伯有德，所以天命已经转移到姬昌身上，前1056年就是姬昌“受命”元年，于是姬昌也对内称王，是为文王。另一方面，文王对商朝仍然小心翼翼，殷勤贡奉，甚至在自家祠堂祭祀商朝先王(今天，在周原还有相关的甲骨文出土)，以麻痹帝辛的耳目。文王据说被关在里的时候作了 《周易》 ，自然深谙与时变化之道，知道如何把握出兵的最佳时机。

　　对此，帝辛并非完全没有警觉。 《左传》 载，帝辛曾移兵西陲，在黎(今山西长治)举行军事演习，明显是针对日益扩张的周国而发。然而时机不巧，东夷再次发动叛乱，帝辛不得不调兵东向，去弹压东夷。商的西部边防空虚，文王出兵的时机到了。

　　前1055年，文王“受命”第二年，出兵伐犬戎，翌年，又讨伐侵凌邻国的密须，二者皆在周国的西北部，远离商朝中心地带。文王征伐它们，解除了伐商的后顾之忧。随即，文王在东方开始了一连串军事行动，揭开了灭商战争的序幕。前1053年，文王出兵东向攻黎，前1052年，攻于阝(今河南沁阳)，前1051年，攻崇(今河南嵩县)，三战皆克。从地图上可以看到，这几个据点从北到南呈扇形将商的王畿包围起来，切断了商王朝同西部属国的联系，同时，也据有了出关中的崤函狭道(后来的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抢占了伊洛一带作为桥头堡，此后就可以直插商朝的心脏—朝歌了。同年，文王迁都于丰(今陕西西安西南角)，这里较岐下的周原，更不受戎狄的侵扰而有利于出兵东向，至此，文王伐商的战略部署已经基本完成。

　　《尚书》 载，文王克黎后，商臣祖伊向帝辛告急，帝辛颇不以为然地说：“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哎呀！我不是生来就有天命么)！”帝辛刚愎自用的性格在此暴露无遗。不过，帝辛未能及时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可能主要是因为陷入东方战争的泥淖，无力在两线同时作战。他此时无疑已经清楚了西伯的野心，目前的问题只是何时能腾出手来收拾对方。

　　正在这关系微妙的节骨眼上，前1050年，文王忽然逝世，世子姬发继位，是为武王。武王继位后，破例没有改元，以示仍秉承文王之天命，继续利用商朝暂时无暇西顾的良机向东扩张。

　　前1048年，文王受命九年，武王出兵崤函，到中原与其他诸侯国会盟。会盟的地点在黄河北岸的一个渡口，后来因此被称为“盟津(今河南孟县)”。 《史记》 中说“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其实不是什么“不期而会”，据甲骨文所揭，此次出兵早有联络，关中和江汉间的许多方国都有参与，但诸侯恐怕并无八百之多，从牧野之战的情况看，基本上都是西南方的羌、戎各国。一些学者据此认为，这次伐商的实质是东西方两大族系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