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三联书店出版邓绍斌（斌仔）的《我要安乐死》，是脑部萎缩的斌仔花了一年时间在床榻上用十五万字努力写成的自传。除了欣赏作者的毅力，也必须赞赏出版社的诚意，因为这不是一个讨好的话题。斌仔在2003年曾写信给董建华请求安乐死的权利，今日许多香港人仍然记得他，但也有许多香港人反对安乐死，当中不乏天主教徒和基督徒。

　　1991年，一次后空翻的意外，令当时二十二岁、就读罗富国教育学院的斌仔全身瘫痪，换来至今16年的床榻生活。长年累月在病床上的单调生活、事事求人又不得不受制于人、自尊心屡次受损，如此徘徊在生死之间的岁月是难以忍受的，所以当作者知道在外国有通过安乐死的法例时，就立即写信给当时的特首，这件事惊动了整个香港社会，引起广泛讨论和关注，然而作者在去年与访港的残疾科学家霍金见面，却令作者萌生了写书的念头。

　　如果我们都以为，个人记忆必须以文字保存，让人们知晓，才不致随生命一同灰飞烟灭，那么这本书就恰好是一个这样的例子。作者用了整整一年，去整理自己的记忆，但由于作者日渐萎缩，要做得到并不容易，需要朋友的帮助，从恢复记忆到口授别人代笔，当中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当我读到修饰过的文字时，也会怀疑笔录者会保留多少作者的原意，一个脑部萎缩的人，很难润饰自己的说辞。也许旁人的修辞是为了让读者肯定这本书的价值，真实经历是最宝贵的，但仍需文字的润饰才能再现（rep-resent）作者的经历。

　　作者这十六年确实不易过，独自挨在床榻上虚度光阴，钟情的女子舍他而去，像人球般被送到不同医院里，还要忍受病房的孤寂和生离死别。从听见医生对父母说“全-身-瘫-痪”这四个字开始，作者已料到余下的生命定必在病房里度过，不能行动，只能思想、视、听、嗅和轻轻唇语的生命，等于行将就木的生命，就如作者说的“身体不再属于自己”，是一具“活尸骸”，连一只蟑螂都可以恣意在脸上巡行。但作者没有放弃，他看见邻床有一个十四五岁脊椎骨严重创伤的少年，手术后接受医院物理治疗而终能出院，也想尽办法，由相信医生护士能够医好他，到求问神仙、鬼魂，甚至求助于气功，身体一直没有好转。

　　身体瘫痪的煎熬，加上病房内的丑恶景象，早已令作者对残酷的世界麻木不仁，在电视机目睹残疾奋斗者的时候，亦怀疑霍金、桑兰、克里斯托夫?里弗（超人电影主角）甚至《一公升眼泪》的作者是否被人大力渲染，甚至怀疑人类追求“美善的生命”的普遍意愿。作者看到911惨剧中那些从世贸大厦跳楼的人们却没有感觉。为什么生命是美丽的？为什么人们总要说生命是有意义的？为什么不可以自杀？作者得出任何社会都忌讳的悲观答案。然而处于生死边缘的痛苦中，人就会质疑这些放诸四海皆准的价值观，从憧憬“美好的生命”变成憧憬“美好的死亡”。

　　在社会关注的过眼云烟背后，在关心不幸者的陈词滥调背后，我觉得，惟有作者的经历和决定是最珍贵的，作者决定活着还是死亡，旁人都无权干涉。当然，只有旁人的实质行动才能促成“安乐死”，但正如香港医管局主席胡定旭说，“当一个人已经完全没有复元机会，感到生命毫无意义，为何我们仍然不能给他一点最后的尊严，让他去为自己的生命做最后的抉择？”客观地说，斌仔的遭遇并不是最严峻的，而且他得到同窗好友甚至传媒艺人的关顾，但他的生命到底还是他的生命，即使我们反对他的抉择，亦要尊重他作出抉择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