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子今研究发现，作为历史最为悠久的社会活动形式之一，“开会”其实古已有之，在距今五六千年的仰韶文化时期，氏族成员们就开始聚合于一室，围坐在火堆旁召开民主会议了。

王子今介绍，在仰韶文化的居住遗址中，考古人员曾经发现过一种大房子。这种大房子，往往有若干中小型房屋围护四周。显然，这是一处服务于公共活动的公共空间。根据当时的考古发掘报告分析，这种房屋“可能是供氏族成员共同活动的场所”，“可以容纳较多的人集会议事”。

而在文献记载方面，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就曾写道，帝尧的时代，洪水滔天。尧召集“四岳”开会，让他们推举治水的人。尧和“四岳”，也就是四个部族领袖的高层会议，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峰会”了。“四岳”推荐了鲧，帝尧认为鲧不能胜任，“四岳”依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强请试之”，帝尧于是任用了鲧。王子今教授认为，这些记载或许反映了当时部族军事民主制度实际上可以否决最高权力者的决策。而文明初期的另一次著名的会议，即《国语·鲁语下》记载的，部族联盟的领袖大禹召集“群神”(应当是指各个部族或者部族联盟的首领)在会稽之山举行会议，防风氏迟到，竟然被大禹处死。看来，在文明初期，“开会”已经有了庄重的形式，已经有了严肃的纪律。当时“会”的召集人，竟然对出席者握有生杀予夺之权。据说“会稽”地名，就由来于禹主持的这次会议。由此可见，“开会”应当是历史最为悠久的社会活动形式之一。

王子今教授介绍，“开会”的最初意义，是倾听各方面的多种意见，以利于正确的决策。然而，在专制时代，“开会”曾经成为一种展示和炫耀权力的机会。秦始皇建造阿房宫，专门用来举行朝会的富丽辉煌的前殿，就是规模极其宏伟的大会堂，据说“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

而后世各种各样的“会”，往往有形式主义的痼疾，其实是有历史渊源的。汉代朝臣“开会”有确定的日期，称作“会日”。司马迁在《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中曾经说道，汉武帝时，丞相公孙弘“每朝会议”，都只是分析诸事原委，预想出各种可能，让皇帝自己进行决策，“不肯面折庭争”，决不和皇帝直接发生正面的争执。到了明代，甚至经常发生因为在“廷议”、“廷辩”有违“圣意”，以致用“廷杖”的方式严刑惩处言官，杖责于殿阶之下，往往当廷毙命的情形。后世的许多“开会”的程序，甚至以“民主”为标榜的会议，其实都未必能够从根本上改变非民主的实质，就是因为遗传千百年的专制形式的基因，一直在影响着政治生活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