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任务显得轻松，“我们会更多地关注旅游、历史文化、饮食，以及中国的生活习俗等”，这大体类似于中国指南。

　　瑞典电视台中国雇员冯亦菲印象中，北欧民众对政治不太关心，瑞典两百多年没有战争经历，甚至瑞典国王访华，瑞典电视台北京分社也没有报道。“他们认为，体育、奥运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许他们不会关注场馆规模有多大，有多少先进的设备，有多少座位，但一定会去关心，这块土地上曾有的居民去了哪里，他们过得怎么样。”

　　顺义水上公园，一年后，奥运会赛艇比赛场地，北京奥组委组织外国记者参观，而瑞典电视台记者却抽空采访反映搬迁安置问题的普通公众，并花半年时间完成相关报道。丹麦电视台记者杨拉森说，丹麦民众对中国并不熟悉，或许停留在“文革”，或许是从中国游客身上感受到人们很“有钱”，而他希望揭示更真实的图景。这个图景并不仅仅是奥运。

　　也正基于此，丹麦电视台尚没有专门的奥运报道，也很少参加奥组委的新闻发布会，他们更关注环境污染，“这是长远的问题，也是关系全世界的问题，不仅仅关系到一届奥运会”。

　　在其他国家，对于场馆建设、公用设施建设，都会有大量充分的民间讨论，“而在北京，看到的新闻都是市民拥护，热情支持，实质性的讨论没有起来。”杨拉森觉得有些遗憾。

　　韩国东亚日报河宗大说，与北京的现代化设施相比，北京居民的意识和生活习惯还不够现代化。

　　“比如无论司机还是行人对交通规则不很在意。”他觉得，一届奥运会应该给普通民众的生活留下更多的遗产，而这也是北京奥组委一直的努力方向之一。

　　“不报道负面的新闻”

　　越南通讯社北京分社的墙上有胡志明的画像，半个世纪前，社会主义越南在社会主义中国设立了最早的通讯社，现任社长阮春正已是二十余任，分社现在拥有三位记者，全是越共党员，“驻外记者还是需要一定的政治保障”。“越中同属社会主义国家，同样有抵抗外侮的经历，又都渴望融入国际社会。而目前面临的困难也类似，比如环境、能源、食品安全等。”阮说，中国经验很宝贵。“我们不报道负面的新闻。”他说，社会主义国家通讯社和西方的通讯社不一样，“他们专喜欢揪对方的问题，而我们喜欢看对方的长处和正面的东西。”“中国特色”正显示出特殊的含义，外国记者们捕捉的细节包括：中国植物学家试图改变自然花期，以便让届时的北京花团锦簇；为庆祝倒计时一周年，天安门广场上演的万人乒乓球赛，还包括数以十万计的奥运志愿者，仿佛一夜召集。

　　中国政府集中财政人力物力上的成就令俄新社副社长奥斯特罗乌霍夫叹服，他甚至纳闷，中国政府是如何做到让每一个人都欢迎奥运会，甚至一位102岁的中国老人也要参加火炬传递，让他直呼吃惊，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