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一般鄙视寒族，而寒族受辱就会报仇。李世民提拔寒族掺进士族中，也利用了这一点。《旧唐书·韦挺传》说，关中望姓韦挺刚刚担任大夫时，马周已为监察御史，但韦挺认为马周出身寒族，对他不行礼，鄙视他。

644年，“掺沙子”党派的一线领袖刘洎、岑文本、马周三人升任宰相。岑文本回家忧心忡忡，母亲询问缘故，他说：“非勋非旧，侥幸得到不应当得到的恩宠，位高责重，所以忧虑恐惧。”亲戚朋友前来祝贺，岑文本说：“如今只受慰问，不受庆贺。”岑文本有自知之明，“非勋非旧”，他不是皇帝功狗、故旧，只是“掺沙子”而已。作为“掺沙子”的，不被李世民杀死，就会遭敌对派害死。果然不出所料，马周病死，刘洎赐死，岑文本吓死。

在帝王看来，驾驭手下，必须“换届”，像割韭菜一样，割了又长，长了又割，永无止息。而世人贪名贪利，如同飞蛾扑火，一批死了，又一批来了，前赴后继，没完没尽。白居易说得好：“咸阳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当然，“飞蛾扑火”有利于秩序永久性的稳定。总得给那些没饭吃的人一个饭碗，一旦他们被打压久了图谋造反，岂不是反而坏了大事？李世民深知这一点。

正如一个新修的池塘，各种生物保持着稳定的涨落秩序，但几年之后，水涨水落，杂草丛生，淤泥堆积，因循日久，会引发弊病，某一生物恶性繁殖，堤防或出漏洞，或坍塌，会进入“失序”状态。所以，这一池塘的生物必须“换届”，重新来一次革命清洗。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大革命”就清洗一下池塘。

弱势“入流”后，逐渐变为既得利益份子，从而垄断既得利益，扼杀后进或异己，导致社会胶固无序。

因此，大凡政治高手，都会八、九年来一次“清洗”。不然的话，既得利益集团把持权利，会引发弱势群体造反。

627年，既得利益集团把持“入流”之门，搞“卡拉”，官吏的考核与选拔大多造假，“诈冒荫资”。李世民发现后，勒令限期自首，不自首者死罪。不久，有诈冒者被揭发。但李世民又不敢得罪权贵，真正派人去“执法”。

637年，李世民见已有十多年没革命了，准备来一次清洗，以功臣长孙无忌等十四人子孙“世袭”地方刺史，实际上是砸掉功臣们的“铁饭碗”，挪出空缺，提拔后进，整顿“池塘”生物系统。长孙无忌等都不敢离京赴任，纷纷上书反对。李世民被迫下令停止世封刺史一事。

640年九月，萧瑀向李世民告发说，房玄龄与“中书门下众臣”（中书省、门下省）结为帮派，把持既得利益，异己插不进针，“执权胶固”，有序沦为无序。池塘里唯有房玄龄这一种毒草恶性繁殖，搞得其他生物一一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