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被冤的身后，不仅有支持改革者辩诬，当年力图推倒他的反对派也不顾个人恩怨，络绎不绝为之鸣冤，哀叹世上已无张居正！这在中国改革史上闻所未闻。

　　北宋的王安石和明朝的张居正都改写了当朝的历史，在后世却受到毁誉不一的评价。王安石在从12世纪到19世纪的700年间，大都被人指责和抨击，《宋史》把王安石变法视为北宋祸乱之由。张居正身后家族的命运要比王安石悲惨，万历十年6月20日张居正病逝，同年底即遭弹劾，次年种种显赫官衔和荣誉统统撤销，家产籍没，兄弟、次子被流放，家人被围困饿死十多人，长子以血书鸣冤，愤而自尽。

　　从张居正家破人亡这一点来说，比王安石要不幸；若从身后的声名来说，王安石被诬700年，而张居正死后不足40年即被昭雪，崇祯年间全面平反。《明史》盛赞张居正“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当张居正被诬之际，皇帝一声令下，对张居正群起而攻的局势一度非常严峻。但就在抄家的当年，刑部尚书潘季驯、户部尚书王遴相继上疏追述张居正功不可没，虽然遭受贬抑，但为张居正鸣冤叫屈者仍不绝于耳。当朝大儒李贽称张居正为“宰相之杰”；有的为他立碑称之为“社稷之勋”；有的刊刻遗集，自行出版；有的抚文追思，怆然泪下。

　　令人玩味的是，为他平反的不仅有他的支持者，还有被他打击和与他结怨的反对派，而且还不止一两个人，是一批人，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被张居正罢官的赵锦，直到张去世后才得以复职，但他一复职即要求宽恕张居正；翰林院侍讲学士于慎行复职后，适逢张家被抄，他致信执法人要求给张居正的家人留有生活的余地；当初得罪张居正而隐退的工部右侍郎陆光祖，复职后任吏部侍郎，又因为维护张居正再次被降职；多次与张居正发生冲突，被连降三级的骆问礼，复职后以一首《哭张江陵》公诸于世。更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当初因政见不同被张居正处以廷杖八十，被打致残的都御史邹元标称赞张居正“功在社稷，过在身家”。面对张居正，他竟然怀抱内疚。天启年间他已白发苍苍，拖着一条拐腿为张居正的昭雪奔走呼号。

　　这不能不使人惊叹！张居正何德何能，竟然使当年力图推倒他的反对派不顾个人恩怨，络绎不绝地为之鸣冤？张居正被冤的身后，不仅有支持改革者的辩诬，还召来一批反对派的追思，哀叹世上已无张居正！这在中国改革史上闻所未闻。

　　历史何以给了他这样的错位？！

　　后人的追叙，也许能为我们解开历史的谜团。明代人说：“居正受遗辅政，肩劳任怨，日久论定，人益追思。”清代人说：“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这些言论道出了发人深省的内容。他们都从“日久论定”、“封疆危日”等时间的检验和形势的变化着眼，重新评价张居正，这是超越个人恩怨对王朝安危存亡进行反思的肺腑之言。

　　张居正逝世后，随着新政的废弛，时局急剧败坏，社会危机迭起，与张居正执政时的严明、富足与稳定形成极大的反差。面对这一局势，忧国忧民之士束手无策，万历初年的盛景时不再来。晚明王朝所处的16世纪，整个封建制度都走向没落了。力图振兴颓势而鞠躬尽瘁的政治家有之，但在末世以回天之力使衰老的体制再现活力的，唯有张居正而已。

　　所以清代人说：“明只一帝，太祖高皇帝是也；明只一相，张居正是也。”太祖是开国皇帝，是创建明朝之父；宰辅多达一百六十余人，何以只有一个？因为唯有张居正成为“救时宰相”，对千疮百孔的王朝有再造之功，在这以前和以后都无人能超出其右。正因为如此，梁启超断言：“明代政治家只有一张居正。”拥有276年历史的明王朝，也有过能人辈出、群星灿烂的辉煌，可在梁启超心目中的政治家只有一个张居正。以这样高的评价给予张居正，这不仅是看重晚明这特定的时代背景造就的一代人杰，也在于张居正确有过人之处。明末的刘芳节就自述他阅读张居正遗集的心情是：“手舞足蹈而不能已。”(摘自《改革家是怎样炼成的——救时宰相张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