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逃离故乡的选择

　　《都市里的农家女》一书的第五章“关系”，杰华研究了“打工妹”与她们的父母、丈夫之间的关系。但是，在涉及“打工妹”出外打工的自主权的时候，杰华的调查又显示出一个西方人理解中国问题的局限。

　　在设计调查问卷的时候，杰华以这样一个问题提问“打工妹之家”中的女工：你离家出来打工是谁做的决定？调查出来的答案中，“自己决定”的占88.9％，“配偶决定”的占2.0％，“父母决定”的占19.2％，“其他亲戚决定”的占8.1％，“工作单位决定”的占1.0％，“其他”占4.0％。○20由此，作者得出结论：

　　年轻的未婚女性出来打工一般不是按照他们父母的要求才这样做，也不是为了给家庭的经济作贡献。相反，这些女性作出了她们自己的决定和选择，主要目的在于改善他们的生活，寻求作为“现代”个体的自我的实现。此外，如果不是大多数人的话，至少对许多人来说，打工妹外出流动是拒绝农村主流的父权制话语的一个要件，并且与教育愿望的受挫、想要躲避或至少拖延结婚和担当“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这一愿望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即使在那些年轻女性外出打工已经司空见惯的地区，那些出来的女孩也是“反叛的女儿”，她们离开家乡是对父权制的公然蔑视，也是为了逃避它的制约。○21

　　在这里，作者的问卷答案与所得结论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作者制定这个问题的文化预设，是西方文化中人的“自我觉醒”的观念，并且，她先入为主地有一套“科学”的成见。毫无疑问，在作者的预设中，“自己决定”的答案占多数，可以说明农村女性进城打工是为了个体自我的实现；“配偶决定”是作者文化预设中的“夫权”指标，如果“配偶决定”占多数，则会说明中国夫权强大；“父母决定”是“父权”指标，如果“父母决定”占多数，则说明中国父权起决定性作用。

　　但是，不能总是把这种西方文化的套路来套中国人的思想。特别是在现在的农民工问题上，更加必须理解他们真实的生存状态，理解城乡二元对立中的农村生活，才能理解农民进城的真实动机。

　　我想强调的是，女工们选择了“自己决定”，最重要的原因，不是他们个体的主体意识觉醒，从而在“留守农村”与“进城打工”之间，有意识地选择进城打工，以此证明她们的个体存在价值。如果要得出都市里的农家女是进城寻找“个体的自我实现”，前提就必须是：她们的进城，是她们的主动选择，而她们主动选择的前提是，她们有选择的空间。但是，她们分明是在一种没有任何选择空间的前提下，被命运推着进城的，正如接受杰华采访的韩海英所说的：“如果我们只有一个孩子上学，负担就会减轻。我们正打算把女儿送到广东或深圳去打工。那很辛苦，但是我们没办法。在农村就只有这条路，没有办法。”○22作者在分析问题的时候，居然把如此关键性的信息忽略了，因为，她并不了解，在农村，存在着太多“我们没办法”的事情，更加不了解在当代的中国农村，为什么“只有这条路”——这是一条拒绝死亡，拒绝贫穷，拒绝基层暴政的惟一的道路，正像逃亡一样。当一只兔子面对扑过来的老鹰竭尽全力蹬起它的后腿，我们不能说兔子大智大勇，因为，那只是逃生的本能。

　　真正到城市中去寻求作为“现代”个体的自我的实现的，只有那些通过学习，自我意识已经觉醒的乡村知识人。例如夏榆的《白天遇见黑暗》中的“我”。“我”生活在矿区，考不上大学，整天带着书本下到暗无天日的矿井里，在那里，随时死亡成为一个人每天必须面对的问题。为了生活，有许许多多的当地人选择了下矿，正如在那些没有煤矿的地区，许多农民被迫选择了进城一样。“我”因为有梦想，而成为了矿工中的异类。夏榆写道：“在北山盘区的工作给我一种训练，那就是彻底的反抗精神和出走的决心意志。所有的力量都在推动我。我这样一个生性内向、敏感而脆弱的孩子活生生被塑造成一个愤怒青年。”○23这股内心的激情，使他在暗无天日的生活中保持了梦想的能力，最后带着一个月的工资，逃亡一样地到了北京。当他到了北京的那一刻，“那时候我体验着解放的词语。出走和漂流让我体验解放的过程，那些在我身体和内心的锁链正在被打开。”○24对“我”而言，出走是基于个体的独立意志而做出的一种自主选择，因为心中有了梦想。

　　而对绝大多数的进城农民工而言，出走家园并不是主动的选择，而是本能的逃离。一个从乡村成功逃离的文人这样描写农民：

　　在整个关中平原，在整个中国的土地上，我不知道有多少像我母亲和祖母那样的农民，他们把生活叫做受苦，把农民叫做下苦人。你仔细看看那些下苦人吧，他们的腰一律向下弯，他们的腿几乎都变成了罗圈腿。他们告诉你，劳动能使人变成残迹，他们告诉你，劳动是一种受难，他们告诉你，工作着不是美丽的。劳动，是怎样使我的祖父祖母们变得丑陋！

　　一个农民，从他的孩子时代起，他的人生就意味着摆脱农村生活，拼命挤向城市！

　　所以才有一辈又一辈的人要从农村冲出去，不再回来！○25

　　这些抒情性的描写，实际上正是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另一个出走的湖南作家回到他们的村庄，却发现儿时的村庄几乎消失了，他发出这样的咏叹：“田园，美丽且苍茫的田园呵，你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人没有了眷恋，为什么人要逃离你的庇护，宁愿去漂泊？”○26如果面对这样的提问，我们像《都市里的农家女》一样回答：他的父老乡亲都是去“寻求作为‘现代’个体的自我的实现”，农村女性的出走是“拒绝农村主流的父权制话语”，那结果就如吉尔兹所说的，“像请一个对于音色没有任何真切概念的聋子去鉴别音色似的，把一部文化描写志中的巫术部分写得像是一个几何学家写的那样。”作者借了一个老村长的口说：

　　全村百十个劳力，去外的九十多人，天土都荒完了。外面的钱不好赚，这家里的地更不好种，就是做了，除去成本除去这个税那个费，出去这种摊派那种摊派，到头来还要亏本，一年的汗水养不活一张口了。农民就像棕树，一层层剥了，就只剩自家这肉身子光杆杆子。所以都只好出去了，只好丢下这份田地和这穷家了。○27

　　都市里的农家女，是以一种逃亡的心态进入城市的。在中国的社会转型中，乡村为现代化付出了最大的代价，它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原材料生产基地、廉价劳动力来源、污染排放地。乡村经济、教育的落后，基层政府的腐败，公共卫生的缺乏，再加上种地收入远远不足以满足农民的生活、教育、医疗的支出，都导致农民不得不逃离家园，涌向城市。当都市里的农家女回答人类学家杰华“你离家出来打工是谁做的决定”的问题时，面对选项她们只能回答“自己决定”，而这种决定，是被迫的决定，是无路可走的时候的决定，而不是自己的主动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