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农民工：被叙述的主体

　　杰华对“都市里的农家女”的研究，对生活在中国城市中的读者而言，最有启发性的，应该是书中所描述的，“打工妹”这一主体是如何在符号世界中被建构的。在政府的公文中，在媒体的叙述中，在学者的研究中，城市是怎样描述“打工妹”的？这个问题不但关涉着打工妹真实的生存状态，并且决定了城市对这一群体的根本态度。

　　当我们对“打工妹”这一主体进行描述的时候，总是先天预设了几组对立的观念：城市和农村、本地人的身份和外地人的身份、“我们”和“他们”。同时，这种预设并非简单的事实描述，而是带有浓重的价值判断。中国近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政策，加速了现代化的过程，而现代化就意味着城市化。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同样存在城乡分割的局面，但是，传统的政治文化话语中，并没有城乡对立的观念。“现代化”的目标，本身就提供了一个“现代”的向度，由此分出“现代”与“传统”，现代化就是由“传统”走向“现代”，而城市代表着现代，农村代表着传统。尤其是中国数十年来的城乡二元格局，更加导致城市成为现代化的桥头堡垒，农村变成现代化过程中拖着的一条后腿。因此，城市和农村，农村人和城市人，不再是两种对等的生活状态、身份的描述，而被赋予了高下之分，贵贱之别，与农村联系在一起的，是“落后”、“封建”、“愚昧”等词语群，相应的，与城市联系在一起的，是“先进”、“现代”、“有文化”等词语群。这样的预设，这样的描述，都是使用文字的人所日用而不知，并且不觉得有任何问题的。在《都市里的农家女》一书中，杰华以一个异质文化观察者的身份，从那些在我们看来“没有问题”的事情中看出问题来。

　　《都市里的农家女》在研究农民工的主体构建的时候，首先注意到的是他们被强行安上的称呼。杰华说：“对于流动性和域限性的关注清晰地反映在那些用于指称流动者的常用词汇中，包括‘民工潮’、‘盲流’以及‘流动人口’等。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词汇都运用了水的比喻，包含了水流的特征。……空间上受束缚的社区的根深蒂固，已经成为主流理想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构成了值得期望的、符合道德的生活，而‘流’的特征具有非常强大的、负面的内涵。”○3同时，“其他用于指称流动者的词汇，通过强调他们在目的地作为‘外来者’的身份，也放映了一种符号化的威胁意识。……‘打工妹’和‘打工仔’的说法不像‘外地人’、‘外来妹’这些词语那样明确指出作为流动者的身份。然而‘打工’一词指的是与持久职业形成对比的临时工作，不具备与毛泽东时代的‘劳动’相符合的身份，也表明了打工者是处在城市社会秩序之外的人。”○4

　　在城市社会秩序中，机关、企业的工作人员，不管是白领，还是蓝领，都有相关的一系列身份认定与相关的福利保障，而“打工者”则是没有的。他们的身份是农民，到了城市之后，他们离开了土地，却没有市民的身份，而只是城市的暂住者。在户籍制度改革之前，一系列的政策、制度，让他们根本无法真正进入城市，即便户籍制度改革成功，他们最多只能省去大量身份认定的办证手续，而仍然没办法融入城市之中。

　　在中国，以“农民”为轴心衍生出来的称谓群，包括农民、农民工、矿工、打工仔、打工妹，其指称的对象，构成了整个社会的底层，这一群体的生存状况，构成了这个时代最广泛的人民的生存状况。但是，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里，这个庞大的人群处在集体失语之中。对一个农民来说，以主人的姿态在农村的土地上生活，他可以远离文字的符号世界，远离制度建设、权利保障等问题，但是，当中国的现代化到了现在的阶段，中国的改革成为各种利益群体的博弈，这些没有能力表达自己的希望，自己的诉求，自己的利益的人们，不免在沉默中被视为愚昧、落后的一群，从而被排除在整个社会利益群体的博弈之外。他们的一双粗糙的手拿不起细小的笔杆，敲不起昂贵的键盘，他们一间屋子，三分田地，在权力、资本面前，几乎完全孱然无力，于是，在这个改革时代，他们成了失语的大多数，沉默的大多数，被叙述的大多数，期待同情的大多数。只有当一次次百十人灰飞烟灭的矿难出现，舆论的焦点才会眷顾一下暗无天日的矿井中的他们；只有当一个个民工在无尽的加班之后顿然猝死，公众的眼光才会暂时集中到他们身上；只有在征地中，在面对基层权力的暴政中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爆发，人们才看到农民用他们的泪水与拳头表达他们的诉求。“打工”这个术语本身，就包含了一种深刻的矛盾：这些农民来到城市，把他们的青春与血汗奉献给了城市，但是他们始终只是城市的局外人，他们“进入”不了城市。

　　这种“局外人”表现在一切用文字表达出来的生活叙事中。“民工”是一个集体性的称呼，这个名字，指向的是城市的外来者，闯入者，他们永远不可能转化为城市的“公民”。在我们的日常叙事中，民工永远都是“被叙述者”。报纸等媒体描述民工的时候，所用的词语是“他们”，知识分子研究民工生活的时候，所用的概念主体也是“他们”。在报纸新闻、学术论文中，农民工只是被叙述的材料。杰华举了一个叙述的例子，一篇论文这样描写北京的农民工问题：

　　然而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数百万流动人口的进入在发展经济和建设首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也产生了首都经济秩序、城市管理和社会秩序方面的一系列问题。○5

　　这种叙事方式在我们看来，是多么普遍！我们也未曾觉得这种叙述有什么问题。但是，杰华对此分析道：“这种分析是以对同属于文本作者和读者的‘我们的’城市与‘其余者’之间的清楚划分为前提的，是从一个管理者的角度、特别是从一种对城市稳定性的忧虑和对本地生活标准的维护的立场出发的。”○6可以进一步说，写民工的文字，预想的读者，都是城市里有文化、识字读报的人们，在叙述者眼中，已经预设了读者是“我们”，而对作为“他们”的民工进行分析的。在这里，民工不是作为城市的主人，作为“我们”的一员看待，而是作为对“我们”有利有弊的一种外来力量，一种必要的工具，让“我们”考虑怎样利用他们，又避免让他们产生不利于“我们”的弊端。

　　农民工就是这样以“被叙述者”的角色出现在城市的杂志报纸中。这种叙述方式，本身就强化了城乡二元格局，强化了“城里人”与“外来人”的差异。这种叙述方式事实上是城市人对民工的真实态度的反映，与这种叙述方式相应的事实是：民工的权利，被当作“他者”的权利，排除在正常的权利范围之外。由此导致进城农民工的权利长期被忽略了，甚至一连串的农民工的猝死也引起了人们的审美疲劳。2005年11月7日《南方都市报》就以《一个女工的最后72小时》为题，报道了发生在广州市白云区的一个30岁的女工何春梅，在经历了工厂连续四天的加班之后，猝死在医院的抢救室里。○72006年6月2日的《南方都市报》，再一次报道了广州市海珠区一个挡车工甘红英在持续4天的每天14小时以上加班后猝死。○8这些报道只不过冰山一角，但是，其中暴露出一个普遍的问题，那就是进城民工，尤其是女工的真实的生存状态。根据广东省总工会2005年初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珠三角76.3％的进城务工人员月工资水平处于1000元以下，1001－1500元占17.5％，501－1000元占63.2％，500元以下占13.2％。而他们的生活成本却达到每月500元左右。”“调查表明，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月工资12年来只提高了68元，13.2％的进城务工人员入不敷出，63.2％的人没能攒下多少钱。52.4％的进城务工人员每天劳动时间超过8小时。而为了挣钱，他们只能靠加班。”○9这样的现实，这样的数据，实在是令人惊心动魄！但是，这些报道和数据，都没有受到公众的真正充分的注意，因为，在大多数市民看来，“他们”是城市的“他者”、局外人，他们的生存遭遇，与自己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而只有当权力的矛头指向包括“我们”在内的所有人，那些仿佛与我们无干的不公正，才真正威胁到我们自己，例如2003年发生在广州的孙志刚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