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政方针方面，弘光朝采取株守江南的政策，最终导致了覆灭。当时，清军忙于在北方平定李自成的大顺军和各地抗清势力，无暇南顾，河南、山东一带清朝力量极为薄弱，对南明来说大有可为。如果弘光朝派军抵进到黄河一线，即便不能北上驱逐清廷，也能对江南形成屏障，使清军不能顺利南下江南，偏安之局庶几可得。史可法在给弘光帝的奏疏中就指出：“昔晋之东也，其君臣日图中原，而仅保江左；宋之南也，其君臣尽力楚、蜀，而仅保临安。盖偏安者，恢复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不少有远见的朝臣也建议派兵恢复河南、山东，并联合农民起义军，共同抗击清军。但弘光帝和朝廷实权人物却见不及此，他们对清军畏之如虎，怕北上会激怒清廷，同时又不愿放弃对农民起义军的敌视，希望借清军之力“复仇”，因而满足于眼前的“偏安”，只派兵驻防安徽和江苏北部一带，任凭山东、河南在一段时期内处于政权真空状态，坐观清廷消灭李自成的大顺军，镇压北方反清起义。清廷得以巩固自己在黄河以北的统治，之后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地倾全力南下。弘光朝只存在了短短的一年就垮了台，实属咎由自取；而江南富庶之地的迅速失陷，使抗清复明的实力大大减弱，后来两个南明朝廷被清军驱赶压制在浙江、福建、两广沿海和云南、贵州边鄙之地，只能汲汲于自身的生存，根本没有余力收复江南，更谈不上偏安之局了。反观东晋之初，积极派兵北上收复失地；南宋之初，派高级官员到河南河北联络收编抗金起义军，骚扰金国腹地，又派岳飞率军收复鄂北重镇襄阳，从侧翼威胁南下金军，从而有力地拱卫了东南之地。两相比较，南明弘光朝的识短见拙真是昭然若显。

当然，影响明清之交局势发展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满清廷采取笼络明朝士绅和“以汉制汉”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抗清势力；明末许多官员腐败自私，毫无气节，甘于为清廷作“伥”；各地抗清势力不相联系配合，各自为战，被清军各个击破；南明内部文臣武将目光短浅，常常争权夺利，内耗不断；等等。但最主要的因素还是上面所述外、内原因，而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弘光朝“以偏安保偏安”的方针政策的错误。十七世纪中期的中国没有出现又一次南北朝的局面，南明没能成为东晋、南宋，这个历史结果正是由南明自身、主要是弘光朝君臣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