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原系居住在黄河流域中原地带的族群，千年来为了战祸或更有利的谋生条件，不得不由北方迁徙到南方。为了更适合的生存环境，所以更加重视选址的风水条件，在动荡的岁月中，获得安适的居住条件。“风水”是中国自古以来传统的文化，特别在聚落建筑组群中追求生命的“生存”和“繁荣”。
客家先民迁入江西,福建,广东三角区之前，这里的原住居民是古越族{广东岭南}的后人——畲瑶族少数民族，他们崇信的是“巫文化”。在他们与北来的中原汉民发生融合时，也势必把“巫文化”的因子掺入客家文化中。这种“巫文化”跟风水术中的迷信成分完全合拍，两者相得益彰，共同发展。所以明清时期的风水术，受着宋明理学和客家地区“巫文化”、宗教文化的影响，并披上了浓厚的迷信色彩。客家地区的风水术既有科学的成分，也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它积淀着客家人的传统素质，成为客家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它具有承传性和顽固性，这就是风水在客家地区自古及今一直兴盛的主要原因。同时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巫文化”和风水文化溶为一体而形成了流传至目前的客家风水文化习俗。
根据梁德新,李晓钦--《风水理论对客家人的影响及传统建筑中的应用》一文的介绍,从客家地区风水术士们世代相传的口碑资料中所知，将风水术带入客家地区的人主要是杨筠松。风水术是强有力的，在赣闽粤广大客家地区，它以乡村为中心漫延渗透进传统文化民俗事象的各个方面，就连不食人间烟火的宗教圣地也免不了风水术的熏陶。这不仅导致了客家地区乡村村落外部环境的同构，内部空间布局的相似，也使传统建筑的各种类型都呈现出同构倾向。的确客家人素来侧重于聚落的居住环境。
从中原万里迢迢南迁的客家先民对“风水”及对杨筠松的风水术尤其是情有独钟，并且完全符合客家先民所崇信的“巫文化”意境,他们有效地将客家先民所崇信的“巫文化”深刻的历史根源和杨筠松的风水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此使杨筠松的风水术在客属的广泛地区得以传播。客属的广泛地区的“风水论”中首推“崇尚天地”的思想。“崇天”：居所內专设香火坛位，逢年过节、初一、十五，烧香拜神祭祖。借助香火企望将人的心愿与天界相通，这是群众迷信者的心理因素。“尚地”：遍设土地伯公”，保佑多长五谷杂粮，希望丰衣足食梦想成真。总之，“风水论”的崇拜者是用它来帮助人们合理选择屋场，实现“风水宜人，协调共生”的良好愿望。
伴随客家民系在江西,福建,广东地区整体成型，明清时期风水术在客家地区也很盛行。查阅文献资料：宋代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有云：:“江西有风水之学，往往人有道之。”据吴兰修著的〈〈南汉志〉〉载:五代南汉皇帝刘岩于乾亨六年（公元945年），听信风水术士的话，前来程乡梅县松口（即今梅县松口镇）避灾。清代王之正编《嘉应州志》记载：（嘉应各县）感于风水之说，有数十年不葬者，葬数十年必启视，贮以瓦罐……甚至听信堪舆，营谋吉穴。侵坟盗葬，构讼兴狱，破产以争尺。俗之愚陋，莫此为甚。”“粤俗本尚堪舆，嘉应于风水之说，尤胶执而不通。往往因争一穴之地，小则废时失业，经年累月，大则酿成人命，家破人亡。据《梅州传奇》一书所载清乾隆年间，嘉应州知州王者辅在职期间，精通堪舆曾经在梅州各地勘察风水。在此我们亦可以窥见当时客家地区风水术之兴盛状况。
另外也应清楚地看到客家社会风水活动存在为争夺生存资源、争夺经济利益服务相关部分。有些地方则把风水术当作利用为本宗族群体争斗的一个策略。有人利用人们崇拜祖先，以建造祖先陵墓作舆论，挑拨宗族与宗族之间的冲突、争斗，为害社会。客家社会的一个特征是宗族组织很发达，并且有长久的传统。所有的“宗族”，就是以同姓和拥有共同祖先的血缘为基础的亲族组织，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产物，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它是处于社会末端的非正式权力组织。客家地区是以家业生产为主，水田和山林等对农民是不可缺少的基本生活资源。这些基本生活资源与住宅地、墓地一起，成为宗族间争夺的对象。从这些现象说明，客家人的“风水”信仰，既有积极的,美好愿望的一面,也存在着消极的,甚至是不利于客家社会发展的另一面。
客家人带着良好的文化传承，带着中原衣冠土族“耕读传家”的不绝精神，以博大深沉的心胸，坚忍不拔的意志去面对战乱、瘟疫等天灾人祸胁迫，毅然决然离开家园故土，举家南迁，走过千山万水，历尽千辛万苦，来到赣闽粤三省交界处的边际地区〔也就是号称“客家金三角”的赣南、闽西、粤东地区〕扎下根，“安顿好祖先的牌位”，在新的环境中开始劳作耕耘，用汗水描绘自己崭新的生活图景，他们一方面要满足最低的生存需要，另一方面要在自然家园之处，去寻找精神寄托，去守望新的精神天宇，这种双重需要决定了客家人对人居环境的格外重视，对风水的心灵呼应，这就是赣闽粤三省交界处那块无人问津的地域能被客家人相中的缘由，那里地理环境卓异：地域广袤，大山绵亘，沟壑纵横，河川密布，林木繁荫，远离战争的威胁和尘世的喧嚣，山与水的交响，山与水的谐和，自然的神韵谱就了一首动人的田园牧歌，找到了难得的世外桃源，客家人心中的天堂--儒家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在这自然意境中得到了最尽情的挥洒与叠合。惟因如此，才造就了无数客家英才，造就了中华风水文化史上最大的风水流派一江西派，或言形势派，峦体派的孕育和诞生。从此，赣派杨公风水或立足本土，薪火相传；或飘洋过海，声名远播，生生不息，杨救贫、曾文遄、赖布衣、廖均卿等成了客家族群中耳熟能详的传奇人物。那些掩映在绿水青山之中的屋宅、坟茔、祠堂、庙宇，以及北京的故宫、天坛、长城、十三陵，都是这些风水大师或是他们的一代代传人的杰作，是自然与人工结合的典范，成为后来者细心研摩的对象。
风水在客家地区广泛流行，为何？有不少专文对此进行了分析，其中罗勇先生的《客家与风水术》一文较为全面。他认为客家地区风水术兴盛的原因主要是：第一、客家地区山重障叠，河流交错的地理形势为风水术的传播带来了条件，是形势理论大显身手的地方。同时满足了客家先民的这种生存需要，讲究方位地理，使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第二、宋明理学对风水术的影响。宋明理学的唯心主义本体论与风水术中的阴宅理论中的唯心主义是一致的这就为阴宅风水理论的基本前提：墓地位置能决定人的吉凶祸福提供了一套圆通的解释。第三、客家地区“巫文化‘的盛行，也是风水术得以漫延的一个因素。
台湾易学研究发展基金会董事長,美国夏威夷东方文化大学董事長,台湾易经研究会理事長陈怡魁博士在《生存风水学》(2000年4月，台湾易学研究发展基金会出版)，将传统众多的风水理论区分为“生存风水学”和“功利风水学”。在这些众多的风水理论中，又归纳为：
“形势法则”：专究山川、平原、树林、池湖的分布位置，以定出住地的吉凶。
“理气法则”：以河图、洛书、阴阳五行、八卦、十天干、十二地支、二十八星宿、纳音纳甲等理论为基础，搭配“元运”与“二十四山”的时空因素，论断宅地的吉凶。
如果参照“形势法则”，可视为人类的生存经验的“生存风水”，至于“理气法则已具备了更多的“功利风水”观念。那么客家人在多年的艰困迁徙岁月中，从生活的经验中，体验出如何应用周遭的环境生存下去。所谓“干山干向水流干，干峰出状元；坤山坤向水流坤，富贵永无休。”在山河大地之间，挑选一处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并且好好利用这有利的环境，积极奋斗，努力不懈，进而使长居此地的人们健康、平安、兴旺、成功。
1.客家人风水的“二次葬”风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