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商家除具有民间共同的饮食习惯外，还有着自己独特的饮食风俗。特别是大商巨贾，每顿饭都讲究干稀搭配，荤素调剂，主食以面食为主。烧(包括烤、烙)、蒸、煮、炸的面食，从造型到花样乃至风味，都达到了精益求精的程度。太谷县的曹家、祁县的渠家和乔家、平遥县的雷家等大商巨贾，每餐犹如宴宾，一桌饭花费几十两银子是常事。就连早晚两餐的佐餐小菜都要选择正宗名牌；酸、辣、咸、甜要求风味纯正独特；山珍海味择优而用；“八冷八热”因时而易。厨工都要聘地方名师，有大师傅、二师傅，并有荤案、面案、菜案等明确分工，还有专门掌炒瓢的、端盘的、献菜的(即执席者)、斟酒的、捧痰盂的、递毛巾的、送嗽口水的等等，讲究程度不亚于官宦之家。无怪乎民间有“财主家中一顿饭，穷人家里半年粮”之说。太谷居间还有“上有天堂府，下有‘用通五’(太谷北洸村曹氏设在县城的商业总机构)”之说，意思是：“用通五”的吃喝，可与天堂神仙的生活相媲美。仅曹氏一家的膳矇呼和分布在全国各地商号内的厨工，最多时就有600余众，专为其采购各地名酒、名菜的人员也有百人之多，兼职备办者还不在其内。川广名菜、东北人参、津沪海味、各地山珍，无所不备。餐桌上常有熊掌、鹿筋、猴头、燕窝、莲子、百合之类的高档营养菜肴，加上多种多样的传统面食，“庄饭”层次之高可想而知。这些挥霍既反映了他们巧于理财的得意，也反映了他们在封建经济、外国资本势力的强大压力下，商海拚争中的逆反补偿心态。

　　居家食制，风俗独特

　　古人一般是一日两餐，即朝食(又称饔)和眬(又称飧)，这是和古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劳作制度与当时食源不充足相适应的。山西不少地区保持着这种食制。不过，由于由于地区不一，季节不同，亦有差别。北部居民一向遵循“夏秋日食三餐，冬春日食两餐”的传统食制。《山西通志》有“天镇诸地，冬春坐食，一日两餐”的记载，讲的就是这种食制。只有夏秋两季，因忙于农事，才改为三餐。而晋南和晋东南一些地方，民间则有一日吃四五顿饭的习惯。农忙季节，许多农村都习惯往地头送饭，或带干粮在地头休息时进食，民间俗称“打尖”。农村居民还有在天气暖和时端饭上街聚在一起吃饭的习惯。这一风俗的形成，大概与农村信息长期闭塞，农民文化生活单调有关。村民利用吃饭的机会聚在一起，一边吃饭，一边谈论家常，有的相互交流种植、养殖经验，有的则传播时事新闻。天寒季节，农家老小盘腿上炕就餐，长辈居中央，子女坐两旁，媳妇边上坐，方便盛饭、添菜。就餐间，如果把筷子横在碗上，表示已经吃饱；放在桌上或握在手中，则表示还需加饭。主妇问“够不够？”或“还吃不吃？”而不能问“要不要？”回答“再添半碗”“再添一点”，或者“饱了”“吃好了”等等，而忌讳回答“吃够了”或“再不吃了”。书香门第之家，就餐另是一番情景：无论春夏秋冬，常年日食三餐，吃饭不得上街，合家围坐，长幼有序，男女有别，各就各位，不得违例。就餐时严守“食不语”的古训，餐桌上不得抛米撒面。巨商大贾主仆界限极严，就餐另是一番规矩。男女主人分别进食，一般不与他人共餐。男仆端盘、端碗，女仆一旁服侍。先酒后菜，先荤后素，先咸后甜，先饭后汤，先上什么后上什么，乃至饭菜放的位置都有规定。佣人、仆人另设锅灶，多食粗茶淡饭，或下蹲而食，或席地就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