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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轻易忘掉几年前去一家中国医院的情景，这不仅仅因为那是在上海冬季一个严寒的黎明前，我陪着怀孕的妻子走进产科病房。

这家医院规定，进病房前必须先在看上去像是火车售票处的地方排队，并交纳3万元人民币(合4000美元)。我很幸运，可以使用信用卡。大多数医院要求，必须用现金支付押金。

对我而言，这是件麻烦事；对于许多中国人而言，这可是件生死攸关之事。如果不先交押金，即便是危及生命的疾病，他们自己或孩子就得不到治疗。

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医疗体系似乎面临一场大风暴。与迅速增长的中国经济的许多方面一样，其影响已不再仅限于中国自身。

人们担心一旦生病就可能陷入拮据，这成为中国高储蓄率的驱动因素之一，进而促进了中国经济对投资和出口的偏好，最近中国出现了巨大的经常账户盈余。

过去，医疗（以及教育和养老金）由城市中的国有企业和农村公社买单。而最近几年，政府的这两大堡垒已经瓦解，留下了一个由用者自付体系来填补的真空。

由于缺乏政府的资金支持，医院（中国不存在全科医生（GP）体系）已演变为类固醇药品的药房，多一半的经费来自药品销售。其余很大一部分来自诊断化验，这正是中国有些医院拥有比西方国家更先进设备的原因。

这种体系有着某种内在的激励，促使每个人尽可能多的销售药品——其中包括医生，他们的薪资与处方药指标挂钩。因此，中国的有钱人可以去好医院，穷人去个诊所就不错了。指责那些在大门甄别病人的医院很容易，但它们不得不尽力挣钱。

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一案，是今年最大的腐败案之一，这并非巧合。在7月份，他因收受100万美元贿赂、非法批准新药被执行死刑。

抗生素是最常见的处方，这类药会有严重后果。中国卫生部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由于过量使用抗生素，约有70%的儿童肺炎患者对治疗此病的药品产生抗体。在中国最富裕的城市北京、上海和广州的3家儿童医院，这一比例高达90%。

这种结构性的问题广为人知，并成为媒体“恶搞”的对象。今年，一名中国记者去了10家医院，假装成病人，在要求提供尿样时使用茶水。结果，有六家医院表示它们在“尿样”中发现了“血细胞”，并立即给开了药。

在解决卫生危机方面，政府并没有无所作为（那在中国颇为罕见）。在农村地区，中国正启动一个新的合作机制，把地方政府和个人缴纳的保险与各个医院的价格上限结合起来。今年5月，在大城市，政府也开始对低收入群体实行免息医疗保险计划，限制医院药品出售的利润空间。

在国家层面，这个问题引起了一个委员会的关注，这个委员会包括近20家政府部门。官员们对一项全部报销的、据说是国家主席胡锦涛指示的蓝图感到担心。但一项全国新体制的启动即将开始，也许是在明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