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法律与西方的法律在立法精神上有着根本的差异。由于中国长期是国家控制社会，法律也就成为君主控制社会的主要工具――不是按法律来统治，而是用法律来统治。在中国传统中，法律从来不能独立于政治，它是政治的一部分，直到今天，国人仍是习惯“政法”连称。另一方面，自魏晋以降，中国法律已被深深地儒家化，它的根本立法精神之一就是维护社会集体的安全，往往更重社会利益，政府须满足人民“立即实现正义”的期盼以大快人心。这些制度层面的核心，显然是当时游记式的观感所无法洞察到的。

　　与当时西欧人对中国文明很多方面的看法一样，以上两种极端看法都充满空洞能指，在我们今天看来，与中国的真实状况都有偏离。人们只能在自身文化所施加的限制内，根据零碎的间接材料，想像和判断中国法律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然而真正关键并不是这种偏离或谬误的形象本身，而是西欧人通过与中国的对比，产生了一种对本国法律的自觉认识，而两种极端看法的激烈交锋，也推动了这种对中国法律了解的深入进展。

　　结果不难想见：这场当时国人一无所知的争辩，持续地推动着欧洲人对中国法律的研究。1810年，英译本《大清律例》出版，而这，据说是“第一本直接从中文译成英语的著作”。三十年后鸦片战争时曾强烈赞成向中国开战的小司汤东主持翻译，还赞许这部东方的法典比胜过任何欧洲同类，“内容那么丰富，逻辑性那么强，那么简洁明快，不死守教条，没有想当然的推论”。这是近世中西交通史上屡屡出现的现象：由于相隔遥远，起初时双方对彼此的形象都歪曲到可笑的程度，然而西方通过持续不断地辨正、争论，逐渐朝着清晰的方向修正，而中国却一直无动于衷地停留在原先的阶段，直到双方的这种不对称了解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