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国家一直是人们幻想的对象。这种刻板印象有时相当顽固：自中世纪起的几百年内，西欧国家一直倾向于把中国想像为一个完美的理性王国，而俄国却常是一幅黑暗阴冷的画面。最初使中国这一美好印记受到无情修正的，就是西方人眼里看到的中国法律。

　　第一批观察到中国法律的西欧人，来自于他们本身不愉快的遭遇。1517年葡萄牙使团抵达广州时按西方惯例鸣炮致敬，但这却大大冒犯了天朝礼仪，结果使团被迫谢罪，不久还被关押起来解送北京。这些牢狱生活的体验，叙述时当然觉得严苛多于快感。早期的旅行者尤其容易注意到中国经常使用的杖刑(打板子)，不免使西欧的读者觉得中国人的臀部毫无尊严。毫无疑问，这种外人的见闻，首先看到的主要是刑罚(这恰是司法领域最严酷的一部分)，还未能触及法律的制度层面；而且一般都是在谈对中国的整体印象时，旁及法律这一领域，并非专论。

　　这些叙述起初并未能动摇中国在西欧人心目中的美好形象。18世纪的启蒙时代，众多欧洲哲学家仍乐于将自己最美好的乌托邦投射到遥远的中国。在他们看来，儒家的“礼”类似于西方的自然法，是一种值得赞许的、具有理性色彩的社会形塑机制。与这种看法相对应的，则是后来逐渐兴起的另一种极端看法：即严厉批评中国法律为专制工具，这一派尤以孟德斯鸠为代表。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他们的意见为何，双方实际上都是立足于欧洲自身为基准来看待中国法律的。只不过从一派看来，中国成文法完备、不受宗教影响的理性精神，这都是官僚制度尚未建立、政教仍未分离的欧洲称羡不已的；而在另一派看来，中国法律体系根本不保障财产、商事债权，也缺乏律师，并不值得效法。他们拿的都是欧洲的尺子，但测量的部位却并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