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国家都必须对国民的住房问题承担责任，这种责任包括供给建设居住房屋的用地，包括资金的支持与税收的减免，包括社会住房保障体系，也包括市场化的选择。无论如何至少应让每个家庭拥有一套设施配套的成套住宅。

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是无论这几年的房地产投资有多少的增长，都未能实现我国政府1996年向联合国提交的报告中在2000年应实现的目标。至少今天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都无法满足这种最基本的成套住宅。那么又让这些城市居民不管是买还是租又住在哪里呢。在限制城市建设用地供给和耕地18亿亩红线的政策中唯独不限制农村宅基地的发展。因此宅基地的总面积超过了城市建成区总量的四倍多，同时城市还要为“农民工”进城提供长期甚至永久性住房。根子也许正在于两种不同土地性质的政策上。

将几乎所有政策的板子都打在了城市建设者与消费者的身上，并不能解决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的问题。即使中国同时建立了住房保障制度也只能减轻需求对市场的部分压力，因为能进入保障体系的家庭本来就不应进入和不属于市场的范畴。试图用降低房价来让更多的人靠市场解决住房问题，那么就与现行的政策和打压背道而驰。这些提高交易税费和进入门槛的做法都只能让更多的民众知难而退，延缓他们的改善时机，并不能有利于改善他们的住房条件。只为投资者打开了取得更高租赁或增值收益的大门，他们可以坐等那些迟早要进入市场的家庭最后来买单。

要推行市场经济就必须遵守市场经济的规律，就像人类不可能违背自然界的规律一样，不可能靠人力将黑夜变成白天，将白天变成黑夜。而市场经济中无法划清哪些是“资本主义的苗”，哪些是“社会主义的草”。阶级斗争只在政治的统治上体现，并不能在商品上体现阶级的属性，否则岂不是又要回到姓资姓社的老路上去了。

经济管理的部门有可能有不同的管控目标，但不管各自部门的目标是否一致都不能否定市场经济的大目标，不能否定让中国人富起来的根本利益。

如果所有出台的调控政策只是为了解决脚痛治脚的问题，并由此而严重的损害了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大前题和让民众共同分享改革成果和市场化带来的益处，那么这个政策一定会是失败的政策。

绝不能让政策使中国进入了只剩下“社会主义的草”的一条死路上。

很遗憾小平先生远行了，最令人不能接受的就是小平先生开创的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大好局面在一步步的被计划经济的精神和“一大二公”的观念蚕食了。

因为房价上涨还有人买不起房，因此要限制一部分人购买第二套住房，那么是否因为铁矿石在涨价，中国就不生产和使用钢了；是否因为还有人买不起私人汽车就不发展汽车产业了；是否因为中国的企业借贷有坏账就停止银行的贷款业务，将银行的信贷风险都转移给消费者。这与部分农民养鸡喂猪有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的道理如出一辙，没有任何逻辑上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