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8月14日的《北京日报》上对城墙的状况有这样一段描述:

“北京内城城墙长期没有很好地管理，现在城墙顶上长了很多蒿草、树丛。城墙顶面的海墁已经破坏，很多地方沉陷、裂缝(大的有两公寸宽)，城墙局部鼓闪，女儿墙和垛口松动，遇到雨季经雨水浸泡、冲刷，常发生塌滑事故。”

事实上，由于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上世纪50年代初，北京的城墙已经残破不堪。内城的外部轮廓虽尚属完整，但墙冠的宇墙和箭垛除前三门一线外，几乎全部残缺不全。民国初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方便交通而在城墙上开的豁口，更是数不胜数。这时的北京城墙，其实早已不是人们印象中那个巍峨、雄伟的城墙了。

另外，由于城墙破败造成的人员伤亡和交通事故也屡见不鲜。如1957年3月，有一个人到拆去砖的城墙里挖土，土方塌落，被砸死。

1952年，文津街老北京图书馆门前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北海金鳌玉蝀下桥向西是下坡道路，车辆行驶到这里一般车速较快。那时老北京图书馆门前“三座门”有三个门洞，开间不大，一般只能通过一部汽车，再向前又遇到向北的弯道，行车视线很受阻碍。

当时一辆汽车自东向西行驶，快要进三座门时，另一辆车突然迎面转弯驶来。危急时刻，司机看到迎面车里坐的是苏联专家，由于已无法躲避，出于对“老大哥”的保护，这位司机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开的车撞在三座门的门垛上。苏联专家的车有惊无险，而这位司机却失去了年轻的生命。

由于城墙本身的破败和对交通造成的不便，从建国初开始，要求拆除城墙的声音就不绝于耳。

另一方面，一些专家学者也极力主张保护城墙。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甚至拿出了一整套方案，企图找到老城墙和新城市之间的契合点。

当时，北京市委对城墙的态度比较审慎。考虑到问题复杂，争论很大，拆除城墙的行动暂缓，但也不再进行维修。直到1965年，地铁一期工程上马时，这个问题才又被提起。

于是，历史向现实做出了让步。

从那个时代过来的北京人，都有参加义务劳动拆城墙的记忆。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的常华老师当时在崇文门外一个工厂工作，他记得，那时每周都有一个下午要参加工厂组织的义务劳动。“我们厂‘包’了一段城墙，每次都到那里挖。盖城墙的大青砖都是用江米粘住的，拆起来相当费劲。那会儿，用镐刨、用锤子砸，什么方法都用上了，那些大青砖碎得太多了。有时候，还能在砖的中间看见类似‘大清某某年窑制’的款儿呢。”

原计划地铁要直穿宣武门、正阳门和崇文门。这三座门的箭楼和城楼，都要拆除。但地铁规划这时在正阳门前拐了一个弯，把它让过去了。据说，是因为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正阳门城楼和箭楼被保存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