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变速箱车间的这一年，我负责100多种共240多台机床的维修。当时我带着一个制图员和一个描图员，当钳工将设备拆完之后，我们就对易损件进行测绘。这一年，我的画图能力大大增强，对液压知识有所了解，我的液压知识基本都是在那时学的。

刚去变速箱车间时很不适应，后来慢慢适应了，也干得有兴趣了。第二年的9月20日，一天不差，干部处就通知我回设计处。车间主任舍不得放我走，但我还是选择了回去。

设计处分为总布置科、发动机科、底盘科、车身科、电器科、标准科，这都是苏联帮我们建设的。当时设计处副处长是史汝楫，车身科长是吕彦斌，电器科长是郭仲钰，底盘科长是王汝，发动机科长是张曰骞，总布置科科长是杜时可，标准科科长是唐振声。我被分到底盘科。这些负责人中，还健在的有吕彦斌、郭仲钰等；杜时可在文革中自杀；唐振声已去世。

回去后，我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设计CA11A。这是重新设计的一辆卡车，发动机做了些改动，“11A”表示改顶置。当时也没什么经验，就尝试着改了外型，把门铰链设成朝后倒，门就往后开，就像翅膀一样——我们叫这辆车为“和平鸽”。这是我们第一次尝试设计车辆，是我们学着走的一个程序。

杨建中：与发动机不解之缘

我1950年上大学，清华本科，学制5年，结果赶上第一个五年计划，大学生全部提前一年毕业。当时全国连续三个班都提前一年毕业，所以1954年就没有大学生了。毕业时我20岁，就分到一汽工艺处。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突击学俄文，大家学习热情很高，一个月后可借助字典翻译工艺文件和图纸。一年后我还翻译出版了一本有关汽车发动机冷却系设计和制造的书。虽然那时稿费不高，但也相当于我两年的工资。解放卡车投产后我调回设计处。

一汽刚建时，叫652厂，后来才改为一汽。苏联对我们的全面援助多达150项，包括基础工业、钢铁业、军工业等。我们仿照的苏联吉斯车(它实际上是辆美国车，卖给了苏联)。苏联把整套图纸、工艺都给了我们，同时还派苏联专家过来手把手教我们。

回到设计处后我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参加发动机冷却系的改进。因为苏联天气冷，到中国后天气热，汽车容易开锅，所以我们就对散热器和冷却系统进行改进。冷却系统的成功改进也奠定我一生从事发动机设计的不解之缘。

改革开放后，技术人员又恢复了考试晋级制度。在研究员级工程师考试中，我英语考了高分，人们认为我的外语水平不错，其实考试文章碰到我专业枪口上了。在以后的14年里，外事工作占我很大部分时间，谈判引进，国外采购，技术合作，产品验收以及参加国际会议，每年都要到国外去，因此也落了个“出国专业户”的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