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那些自称不再订阅《读书》的读者，心里依旧有着难以割舍的《读书》情结。

　　希冀某一刊物不分立场地登载各类文章，那是苛求，让观点、倾向及作者群互异的各类媒体在公平条件下争奇斗艳，方能最大程度地确保舆论的公正和兴旺。

　　周泽雄:自由撰稿人，现居上海。著有《说文解气》《性格辞典》《耳朵的立场》《当代眉批》等。

　　《读书》换主编，区区小事而已，不料，竟沸沸扬扬，有前奏，有正场，更有绕梁余音，历旬月而不止。在我看来，其中唯一有价值的信息是，我们知道，即使那些自称不再订阅《读书》的读者，心里依旧有着难以割舍的《读书》情结。

　　我发现，针对《读书》换主编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两方面:其一，一些作者纷纷以消息灵通人士的身份，揣测、分析种种前因后果，以便得出各类集矢于人事纠纷的悬疑式看法；其二，一些擅长把文章做大做强的作者，频频挖掘韵外之旨，言外之意，把一桩别人兴许看不出所以然的人事变更，放大成某种标志性事件，其间大多闪烁或绷紧着一根争斗之弦，潜伏或汹涌着一股派系之潮。我所见最具战略高度的标题是:“《读书》换帅是‘去改革化’的一个里程碑。”

　　这两类争议，均在我的兴趣之外。作为一家隶属某个出版集团的刊物，主编更换，不是政府官员选举、重大工程论证或民生大计听证，严格地说不属于大众监督的范畴，对此稍加议论虽属人之常情，监督过度，则涉嫌权力滥用。除非，汪晖、黄平两位接任之初，程序上也曾经由某类民主评议，且有关领导允诺在先:日后《读书》主编的更换，均照此模式进行。若此先决条件不存在，则更换主编纯属人家内部事务，我等嘀咕虽有权，干预恐不必。

　　这会儿我就打算嘀咕几句。我的嘀咕，与任何幕前幕后的传闻无关，也无意归纳任何宏大题旨。我只想退回常识，看看在常识层面，此事是否尚存为人遗漏的可议之处？

　　《读书》在国内知识界、思想界拥有独一无二的地位，这毋庸置疑，连一次“换帅”都能牵惹出偌大动静，即是明证。读者喜欢《读书》，当然包含了对《读书》原有风格及追求的认同，那么我的疑问是:站在文化角度，对这样一份刊物，是否应该鼓励每一位新任主编，依据自己的知识定位、价值取向及个性偏嗜，随意点上具有新主编独特印记的“三把火”，哪怕连这份刊物的个别老作者都声称“读不懂”，也在所不惜？对这样一份刊物来说，保持风格的传承性、捍卫品牌的独特性，是否应该优于风格的变幻性或与时俱进性？让读者围着不同主编的不同取向连轴转，是否优于培养并坚定读者对刊物风格的厮守之情？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即，不管谁接任主编，不管继任者具有何等不同流俗、超迈群贤的高见，他无此权利。

　　我们知道，在言论自由得到高度尊崇的西方社会，不同的报刊也有各自的立场及风格取向，无论左翼还是右翼知识分子，都不妨创办并固守符合自己理念的独立媒体。刊物专门登载具有某类倾向的文章，凝聚某种类型的作者和读者，原是最为正常的事。希冀某一刊物不分立场地登载各类文章，那是苛求，让观点、倾向及作者群互异的各类媒体在公平条件下争奇斗艳，方能最大程度地确保舆论的公正和兴旺。假如，一些信奉左派观点的读者发现自己订阅的某老牌左翼刊物风向大变，改投右翼，当此之时，他们即使向该刊抗议并索赔，也可以理解。

　　所以，《读书》主编之争，不应拘泥于是否可以讨论“三农”，亦与关于“三农”的讨论是否推进了中国的思想无关，而是任何一位新主编都无权置《读书》的传统风格及老读者的认同感于不顾，激变而非缓进地对刊物进行重塑。就像全聚德烤鸭店的新总裁必须保证不会擅自改变烤鸭制作工艺、左倾的《纽约时报》新主编无权把报纸转变成右倾的《华尔街日报》、传媒大亨默多克即使买下《泰晤士报》也无权改变该报“英国社会的忠实记录者”的历史形象一样，《读书》新主编同样无权对刊物定位及风格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革。如果他做不到，很简单，拒绝这份任命，另行创办一份可以体现自己思想和理想的刊物就是了。这么说，并非我多么怀恋老《读书》，而是以中国之大，不应该容不得一本《读书》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