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而易见，杨志军正是在对西部的探寻、游历和膜拜的过程中，认识到了信仰的所在，懂得了信仰的力量。这也是杨志军的写作立场和人生立场变得异常稳固与坚定的原因。信仰赋予了他操守的界限。他清楚地知道，什么样的人生，什么样的生存形式，是不越界的。所以，他的生活与写作逐渐回归到自然与简单，任俗世当中灯红酒绿，任现实世界欲望飘荡。

但是，这种高度的自省与界限意识，也给杨志军带来了困境，这种困境之于写作上，就是一种过分的透明与清澈；之于现实，就在他在面对人与人的问题时，在面对人的道德前景时，显现出一种哀伤与困惑。

在反思西部人的道德现实时，杨志军忧愤地写道：当城市里的西部人摩登起来的时候，却失去了人情失去了厚道；当城市外的西部人厚道如故人情如故的时候，又会让人感受到贫穷如故的悲哀。道德的牺牲果真能够换来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社会？文明的高度发达是否能够造成人生和心灵的高度欢喜、肉体和精神的高度幸福？

事实上，杨志军的这种困惑与某些西方现代经典作家集体性的道德忧患在气质上是相通的。现实的生存境遇，需要人们放弃对忧郁、深刻、厚重的赞美、放弃对历史的迷恋，更不需要那许多载不动的理想主义和对天下苍生的无谓忧患。于是，痛苦与哀愁飘落进了杨志军的字里行间。

究其原因，也十分简单。其实，杨志军的这种困惑与其个人的道德提升有着很大的关系，自我的警醒与信仰的追寻，已经使他在无意中预设了一个道德标准在那里，他走得越高，他的道德标准就越高，道德的沦落感其实也就越强。而现实中的道德进步，则是随着文明的发展在潜移默化地进行着，它往往与个人的道德进步不同步。这极容易造成一种似乎越穷越有道德的错觉。

考量蒙昧时代或者贫穷时代的道德是非常简单的，它的呈现方式基本上不外乎是否存在着一种淳朴的情谊，是否存在着一种普遍的信任；而考量现代社会的文明，则要繁杂许多，因为它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道德图谱，而且这种图谱愈文明愈精深、愈具体，对现实行为的苛责也就越多。

另一重原因则是因为杨志军在明晰了信仰的所在之后，之于自身生命指向逐渐变得高度清醒。在现实中，他能清醒地分析出一个酒徒的快乐，但自己却永远都无法为了这种快乐而成为一个酒徒。

而这种困惑也恰恰反映了一个修行者，一个清醒的作家与现实的关系。现实是离弃不了的，现实又充满了诱惑与缺憾。如何在这种诱惑与缺憾当中保持自己足够的辨识力、保持不断地自我完善与提升，同时又能够对现实发出自己的呼号与声音，贡献出自己所拥有的修复现实、完善现实的力量，无疑是杨志军永恒的生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