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灞桥纸”的切断程度较差，或者基本没有经历过符合造纸要求的切断处理；且经加工后的薄片不是抄造而成，而是人工揭离而成；同时，“灞桥纸”的纤维端部断口整齐，无起毛帚化现象，可见原料没有经过打浆或舂捣。因此，“灞桥纸”不是纸，而是一些废旧麻絮在铜镜下的衬垫物。

放马滩纸质地图，由于没有机会取样作破坏性化验，只是根据显微镜外观分析认为，纸地图由许多纤维断片、纤维渣及含量不低的白色泥状———细颗粒状物组成，粒状物含量约为30－40％，有可能还要高一些。由于其含有较常规纸过多的粒状物，因此这纸质地图是不是纸？是什么样的纸有待进一步研究。并且，这样一件物品能在有积水而且死者尸骨都腐烂无存的墓葬中残留下来，也令人生疑。

对于几次非墓葬形式烽火隧和驿站等出土的纸状残片，总的化验结果是，残片出土的遗址在时间断代上干扰太大，在某些西汉遗址或西汉土层上出土的残片不一定都是西汉纸。马圈湾部分纸中有填料，有淀粉胶料；悬泉纸中部分纸的原料是树皮，是草浆。根据史书记载，这都是很晚的事了。我国草浆的使用最早也得在唐宋年间，因此结论认为许多遗址干扰太大，很难为据。

综上所述，王菊华认为，以墓葬形式出土的西汉纸状残片，有的不是纸，有的不是古纸，有的问题颇多，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就能谈“西汉早已发明纸或蔡伦不是发明家而是改革家”呢？

从古纸研究引出的话题

就在人们争论造纸术发明于西汉还是东汉时，另一些学者透过古纸研究，引发了对考古学的思考。陈淳，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史前考古学教授，这位师从著名古人类学家贾兰坡先生、留学多年的“洋博士”，在此次研讨会上，对古纸研究与考古学实践尤感兴趣。

他说，西汉有纸的问题实质上是中国特定历史阶段的一种产物，有其产生的外因和内因。外因是长期以来左倾思潮左右学术研究的偏激社会气氛，内因是有关学者学术作风的粗疏和草率。比如宣布西汉有纸的人本身不是考古学者，而发现所谓“灞桥纸”的人当时的专业水平并不胜任处理这类重要的考古工作，再加上我国考古学传统只重现象不重原因，只重器物不重相关背景的编史倾向，助长起一种倾心于追求中国第一或世界第一，和越早越显赫的不正常心态，致使一些学者不愿意从事必不可少的、常常是枯燥细微而又默默无闻的材料收集分析工作，而醉心于追求急功近利的轰动效应，甚至不惜采取歪曲、隐瞒事实真相的手法来达到这种目的。

像仅仅依据一个遗址或少数几个遗址中出土的几件可疑纸状物来否定和改写历史定论这样轻率的做法，恐怕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任何重要发现的孤例都可能有例外，要做如此严肃的历史结论，科学工作者必须慎之又慎，在没有掌握充分而可靠的证据之前，切忌下任何断然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