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这批日本战犯的处理，也曾幽默地说过这样的话：把这些人扣起来，给我们添麻烦、负担，要把这些人怎么样？教育一下回去吧！把这些人留下来干什么？还要供给他们吃好、过好！

抚顺战犯管理所遵照上述中央有关指示，对这批日本战犯和溥仪等人都做了很周到的安排，让他们吃得好，休息得好。为了使他们更有效地学习和改造，还请有关方面官员向他们作报告，讲讲学习、改造和人生观转变等问题；还组织他们进行各式各样的文体活动，以活跃他们的生活；还允许他们的亲人来抚顺探亲；并规定，凡是被关押时间已满五年以上者，如若战犯本人和妻子都愿意，可以允许同居；还规定他们到抚顺时的个人物品，包括珍贵物品等，都由管理所统一保管，俟他们离开抚顺时，均如数、不受损坏地还给他们一一带走。

以上这些方针和具体安排，使这批战犯深受教育，深为感动。

其二，是新中国的稳定发展以及综合国力的提高，对这批战犯、战俘的影响也不小。我所知道的爱新觉罗·溥杰的异国婚恋

关于溥仪等人被引渡回国的这段历史，特别是溥仪在引渡入境前后和火车上的表现和言论，知道的当事人极少极少。

全国政协一位老同志得知我是这段历史的当事人之一，曾向我提出要求，希望我尽快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写出来，向读者作个介绍，也是向历史作一个交待。这一要求，颇受有关人士的支持。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因工作关系，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的时候，和溥杰常常见面。我们经常议论这段引渡溥仪的历史。当时，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想法，认为这段历史非写不可，一是为了历史的需要，二是我们的年龄已不年轻。写出这段引渡事件，也已经是一件事不宜迟的急案了。特别是在80年代，社会上有关皇上的宣传热，有些过头，有些失真。为此，我们很有必要，将溥仪这段被引渡回国的历史写出来，真实地向读者作个介绍，以免再以讹传讹。

1983年初，我奉调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这年，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因工作需要，决定在常委会中，设立四个职能委员会：外事、华侨、财经、科教文卫委员会。各委员会分别由副委员长兼任主任委员。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是耿飚副委员长兼任；委员有王炳南、宦乡、楚图南、程思远、符浩……

各委员会如不设立一个办事机构，就必然会成为一个不办具体事的空架子。这样的办事机构应该怎么成立？彭真同志在委员长会议上提出了个意见，他说，各委员会必须先设一个司级的办公室。办公室的人选，一时选不出来，可由你们的秘书，三至五人先成立一个办公室筹备小组，然后再物色人选正式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