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桂兰每天都要给武部六藏喂水、喂饭、喂药，要为他洗脸、刷牙、擦身、按摩、定时理发。致使武部六藏和正常人一样，没受过罪，却享受到无微不至的护理和关照。因而，武部六藏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里，几年来没生过褥疮，没生过其他大病，反而养得很精神。

然而，焦桂兰由于一心一意地照护武部六藏，而无法照顾自己的家，连自己在幼儿园的孩子，也不能准时去接。

焦桂兰的无私工作，深深地感动了武部六藏。

武部六藏回国的时候，焦桂兰一直把他送到停泊在天津港的船上，并亲自把他交给他的夫人武部鸽子。

当武部六藏向妻子讲述焦桂兰对他的照顾时，他紧握焦的手，嚎啕大哭。这时，武部鸽子也抱着焦放声痛哭。

1956年首批免予起诉的300余名日本战犯，被遣送经海路回国。他们在到达日本码头、下船时，立即向全日本国发表了一个联名的《告日本人民书》。告人民书写道：“我们既然认识了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我们就不再犯这样的错误。我们坚决反对侵略战争，坚决反对把人民驱向侵略战争的军国主义那里去！”

这些日本战犯在中国获得了真理，并被唤起了良知。回日本后，他们都成了懂事、能干、善良的日本国民。他们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成了很起作用的骨干，都是很有威望的可信人，都成为社会上宣传“日中友好”的活跃分子。他们当中有个叫涿越正男的，为了纪念自己在中国战犯管理所的这段历史，他给自己的孩子取名，一个叫“真理子”，一个叫“友好”。

还有一位母亲，当听到被释放回来的儿子讲述十多年的在华生活后，她便问道：“北京在哪里？在哪个方向？”儿子告诉了她。她当即发现自己的褥垫放得不对头，不应把双脚朝着北京方向，便急忙把褥垫调了个头，把头朝着北京，她说：那里是真理与希望。

溥仪等人和日本战犯之所以有这样突飞猛进的转变，除个人学习和自我改造外，还取决于如下两个因素：

其一，政府的宽宏大度的方针政策，在战俘、战犯的心灵里，引起了震荡。

1950年，政务院总理在东北人民政府公安部关于战俘供给标准报告上批示，将级及相当的文官应给小灶待遇；对校级及大致相等的、伪文职官员应给以中灶待遇；尉级人员大灶待遇。使他们吃好、学习好，以利于教育改造。同时，总理还交待对这批战犯，既要看紧管严，又要做到不打不骂，不侮辱人格，要尊重他们的民族习惯，注意从思想上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

1955年，中央东北处理战犯工作团和抚顺战犯管理所，遵照中央指示对这批日本战犯进行了审理。审理后，他们又向国家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提出报告，建议对罪大恶极的70名日本战犯处以极刑。对此，中央明确批示：对日本战犯的处理，不判处一个死刑，也不判处一个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限制在极少数；对犯有一般罪行的，可不予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