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素荣又接着说：“我们全国上上下下都在忙着搞建设，早已把历史上的苦难遭遇都放在一边，但这不等于我们已经忘了日本侵华造成的那段悲惨历史；不等于我们可以和日本无条件地握手言和了；也不等于你们这些战犯就可以把自己在中国所犯的罪行一笔勾销了。

“说句公平的话，你们这些战犯在中国死一百次，也抵偿不了在中国犯下的罪孽。”

方素荣说到这里，一种无法抑制的仇恨和义愤，油然而生，她脱口而出说：“凭我的冤仇，我今天见了你们这些战犯，我把你们一口一口都咬死，也不解恨。可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现在对我至关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改造世界的伟大事业，而不是我个人的恩仇利害。”

方素荣讲出了中国人的伟大气度，也深深地打动这些日本战犯的心灵。

这些战犯，被方素荣的话，感动得流下了羞愧、悔恨的眼泪。他们又哭了，还哭出了声，并在方素荣的面前跪倒，要求方惩罚他们，要求中国政府惩罚他们。

后来，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学习会上以及在法庭上，一些日本战犯纷纷自动交待他们的罪行，并要求以死抵罪。

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他是日本关东军的大头目，他和武部六藏（总务厅长官）两个人是伪满洲国的太上皇。他们二人秉承日本当局的要求，以伪满洲政权的实际统治者的地位，策划和执行了对全东北三省的掠夺和统治。

古海忠之在大会上，具体交待出，有关强占东北农民土地的移民开拓政策；有关掠夺东北资源的“产业开发计划”；有关毒害东北人民的鸦片政策。他还交待出，如何榨取东北的粮食和其他物资，以准备太平洋战争等等的内幕。

同时，古海忠之还沉痛地交待了他在中国的杀人事实。他1944年从东北各县征用了15000多名劳工，在兴安岭王爷庙修建军事工程，由于劳动力生活条件恶劣，在严寒中缺吃少穿，死掉了6000多人。又例如，为了准备对苏作战，修改流入兴凯湖的穆棱河河道，工人由于同样的原因致死的有1700人。

古海忠之在审判庭上，对起诉书上所列各项罪行一一供认不讳，四次低头，两次流泪。法庭叫他对溥仪的作证发言、陈述意见时，他深深鞠了一个躬，流着眼泪说：“证人所说的完全是事实。”

古海忠之在法庭宣判前，说了几句“最后陈述”的话，他说：

“在中国东北各地，没有一寸土地没留下惨无人道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暴行痕迹。帝国主义的罪行就是我的罪行。我深深认识到我是一个公然违反国际法和人道原则，对中国人民犯下了重大罪行的战争犯罪分子。我真心地向中国人民谢罪。”

武部六藏被苏联移交来华时，就有病，到抚顺不久，就瘫痪在床，一躺就是四年。战犯管理所派护理员焦桂兰来照顾武部六藏。由于武部六藏卧床不起，既要让他活下去，又要为他治病，于是就累坏了焦桂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