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对思想方法进行了研究，1628年写成《指导心智的规则》，但迫于当时宗 教势力的影响，他生前并未发表。1629年笛卡尔迁居资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的荷兰，他本想在一本题为《世界》的书中介绍他的思想，但是当该书还尚在编辑中的1633年，他获悉意大利教会的权威们宣告伽利略有罪，因为他拥护哥白尼的日心说。虽然笛卡尔在荷兰未受到教会权威的迫害，但是他还是决定谨慎从事，把书稿进箧入匣，因为在书中他也捍卫了哥白尼的学说。此后，他在荷兰隐居 20年。对比中国明朝在崇祯皇帝的支持下修编《崇祯历书》，不仅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而且将其作为核 心的理论予以肯定，中西方当时科学发展的环境谁更好，实在是一目了然。

1627年，波义耳出生在一个爱尔兰的新教徒家庭，他也是一个伽利略的崇拜者，1642年伽利略在阿切特里去世，波义耳当时住在临近的佛罗伦萨，当他问讯伽利略的去世的消息以后，十分震惊和悲痛，并开始详细研究伽利略的工作。期间他坚定了必须使用一套科学的方法来理解事物的观点，从此他坚毅的走进了科学研究的领域，此时中国明朝政府于1634年修编完成的详细介绍伽利略工作的《崇祯历书》已有8年之久。

帕斯卡1623年6月19日诞生于法国，他12岁开始学习几何并通读欧几里得《几何原本》那是1635年，而当时《几何原本》已经传入中国，翻译它的人正是后来出任东阁大学士和文渊阁大学士的徐光启。在当时，明朝的知识分子已经普遍接触到了西方的科学读本，在对数学的研究上，越是有厚重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越是研究得深入。

以著名的桐城方氏为例，方家以程朱理学传家的，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到了方以智的曾祖父方学渐的时候，方家开始接受王阳明心学，方家是王学在东南地区的重要传人。” （羽陵《1629年，当中国面对西方科学》）这足以说明，方氏拥有是中华文化的厚重衣钵。

“方以智的祖父方大镇、父亲方孔炤均学习西方天文学，他曾师从意大利籍传教士熊三拔，其著作《崇祯历书约》是明末重要的天文著作。方以智和汤若望、毕方济等很多传教士均有深交，其《物理小识》尤为杰出。方以智对西方的新学说的学习和继承是有选择性的，他认为西学分三大类，质测（自然科学）、 通几（哲学和神学）和宰理（社会科学），“太西质测颇精, 通几末举”（《物理小识自序》），所以西方的自然科学值得学习，哲学和神学方面则不值得照搬西方的那一套。方以智希望“借远西为郯子”（《物理小识总论》，按：左传记鲁昭公十七年郯子朝鲁，曾讲论自然知识，孔子就学，并告人说：“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借鉴西方的自然科学，来发扬中国传统的文化。而方以智之子方中通师从波兰人穆尼阁，其数学专著《数度衍》系统介绍了对数的理论和应用。” 这一切说明，有着厚重中华文化衣钵的方氏并不排斥西学，反而是当时的西学大家。这和满清时期的所谓“文人”完全是两个概念。由此可见，真正不接纳西学，而且排斥西学的是满清统治以后。